原生态的民祭司马迁（二）

灵儿

这次修建，历时七年，是祠墓修缮史上工期最长、耗资甚巨、工程量最大的一次修建。翟世琪在其碑文中写道：“享殿、门坊越六年而不竣，四可等耻之，独远近募不倦。犹不足，乃重诣本镇绅耆，请卒成盛事。”为了筹集资金，杨四可等人所历艰辛，令人敬佩。翟知县接着写道：“工成付余剩银二两，使转付工书立碑，且求将前后辛劳一一叙明，碑后人不致废坠。余以太史庙与渎祀不同，凡募助者姓名皆不可不记也。”翟知县为这次重修立碑撰文，并将捐资者姓名镌于碑阴，其目的是要将芝川民众崇祀史圣的可贵精神传诸后世，百世流芳。

建成祠墓，已功莫大焉。但从长远计，芝川士民还为祠墓捐赠了“祭田”，以其地租及其利息支付日常守护和维修费用。像明万历年间曾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的芝川镇人张士佩，就曾于万历三年（1575年）捐祠坡下水田二亩五分，捐祠坡上中等旱地十亩九分五厘（见《汉太史公世系碑》碑阴《施腴田记》）。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芝川诸士绅又量力捐资，加上以前祭田租金本息，又新增祭田十一亩六分三厘（见《增广太史公祭田记》）。此后历二百余年，祭田“经主持耕种，或典或卖，镇人不得而知”。在此情况下，镇人“按碑细究，履亩追寻，遂得水旱地十亩有零。”于是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重新立碑，以志不朽（见《重立祭田碑记》。

司马迁祠位于芝水之阴、司马故道之旁。司马故道为昔日韩城通往县南的必经之地。为了利于交通，方便祭祀，芝川人又于明隆庆年间在祠下芝水上修起了五孔石砌的芝秀桥；明末芝川镇人张斗宿曾募金重建；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芝川“镇之绅耆，同舟谊殷，绸缪虑切……盖一倡群和争先云涌者也……以石铺水底，系以铁锭，自西徂东，凡四丈，阔六丈有奇……自季春经始，至仲秋告竣”（见清乾隆《韩城县志·卷十三》）。经过这次重修，芝秀桥更加坚固雄伟，成为司马迁祠墓风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有些人却在文章中提及芝秀桥时，说芝水以前无桥，是民国时期由杨虎城和陕西省长邵力子拨资修建的。事实是，杨、邵二人于1936年来韩时，见芝秀桥破旧，曾拨款予以重修，而非是芝秀桥始建于杨、邵。

司马迁祠墓民祭沿革
有祠则有祀。既然是芝川人创建了“汉太史司马迁祠墓”，那么对其祭祀，也就理所应当地始于芝川士民。

前文已述，明以前的祭祀，难以考稽。我们只能从韩城方志和司马迁祠墓的碑文中去探幽发微。据《奠汉太史司马公祭文碑》载：明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时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的芝川人张士佩偕邑举人马永亨、张邦敬等二十九人祭扫司马迁祠墓，并宣读了由张士佩所写的祭文。祭文全文为：

惟公学贯天人，道穷古今，百世文宗，万代良史。士佩等幸生太史之乡，默承斯文之佑。届兹清明，用伸祭扫。尚飨。

这次祭祀，应该说是有组织地民祭司马祠的滥觞。

古之祠祀分正祀、里祀、社祀。所谓正祀，即国家令典明载的祭祀，如祭孔。在举行正祀时，摆什么祭品，摆多少，怎样摆，祝文先读什么，后读什么，祝辞如何写，仪式如何进行，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模式，各级地方志也都记载得十分详细。

里祀为地方性的祭祀，即乡里范围内的祭祀。这类祭祀的对象，大多是为地方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名人。在韩城，被列为里祀的有大禹、韩侯、司马迁、左懋第、卜子夏等十一祠。在这十一处祠中，春秋时晋卿赵文子、汉典属国苏武也列祭其中，体现出韩城人对忠臣义士的崇敬。

社祀范围较小，属村社一级的祭祀，列入社祀的有县城内的祭城隍，县北的祭法王，县西南的祭后土等，共十六处祠、庙。

司马迁祠墓的祭祀先为社祀，即芝川古镇地区的祭祀。到了明万历六年（1578年），韩城知县刘从古向上级申报：“史臣烈士，万世之风教攸关，享祀以酬公德，礼制所不废也。汉太史司马迁、中郎将苏武二冢，俱在本县境内，相应申举，将各祠应祀牲仪品物支公费官银，载入祭祀项下，每春秋祭扫时，令本县掌印官主祭，永为定例。获准依拟动支备用丁银，春秋每祀具帛一、豕一、羊一、烛二，用银一两五钱六分，永为令典。”（见清·康熙《韩城县续志·祠祀志》，以下简称《续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