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者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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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新会大众讲坛”在新会区景堂图书馆隆重开幕了。这是由新会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局、区史志办、景堂图书馆等6个部门、单位联办的讲坛，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历史文化、经济金融、法律知识、科学技术、家庭和社会教育、环境保护、艺术鉴赏、生活常识等，满足市民不同的知识需求。“新会大众论坛”首讲嘉宾为暨南大学教授、广东省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洪柏昭，他也是新会梁启超研究会的顾问，此次主讲的题目就是《梁启超其人其事》。本报今日特将其当日演讲稿选登，敬请留意。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以“改良主义者”定位，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被历史学家们判定为前期进步，后期落后。前期进步是一致的共识，后期是否落后则还需进行具体的辨析。下面提出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戊戌变法依靠光绪皇帝，是否是个错误？

　　有论者认为，康、梁不依靠群众，幻想不触动封建政权，用“和平”、“合法”的手段，通过皇帝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变法失败的原因。梁启超果真不想依靠群众、不重视唤起群众吗？１８９５年“公车上书”以后，他结社、办报、教学、作文、译书等的许多活动对此观点作了否定。

　　梁启超于１８９５年８月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闻》），１８９６年到上海主编《时务报》，在两年时间里，发表了上百篇文章，鼓吹变法，宣传西学；他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入会的人很多都成为拥护变法的中坚人物；他在上海主持编译《西政丛书》共３２种，传播西学知识；１８９７年１０月，他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培养了一批维新人才。在康梁的带动下，一大批维新团体和维新刊物相继诞生，至戊戌变法前夕，维新团体有粤学会、湘学会、桂学会、知耻学会等２４个，维新刊物有《湘报》、《湘学报》、《知新报》、《蜀报》等，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人人谈维新的局面。应该说，康梁是重视从知识分子入手唤起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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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光绪皇帝来进行变法维新，在当时也是必然的。光绪与慈禧太后有矛盾，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很想通过变法来图强御侮，打击旧官僚势力；他周围也有一些赞同变法的大臣，曾先后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破格录用他们来实行新政，此时不抓住机会，更待何时？从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诏定国是”至９月２１日光绪被囚禁，“百日维新”期间共发布新政１００多件，内容有改革官制、裁汰冗员、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广译西书、自由办报、兴办实业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其气势不可谓不猛，只不过变法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阻挠，算是他的不幸吧。

　　二、在与革命党人的论争中，梁启超坚持君主立宪，有无合理的因素？

　　首先，梁启超一生坚决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这屡见于他的言论。他有与革命派合作的愿望，与孙中山一度来往密切，并曾经商议两派合并，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后因康有为、麦孟华等反对而作罢。梁奉康命到檀香山发展保皇会组织，临行还与孙中山会晤，誓要合作到底，并请孙介绍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同志。梁到檀香山后，宣称革命与保皇是一样的，不意后来事态变化，兴中会变成了保皇的组织。

　　从当时的历史来看，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保皇派实在有失于落伍，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落实到梁启超，则不能这样简单地看。１９０３年以后他之所以主张保清保皇而不赞成武装革命，之所以坚持君主立宪而不赞成民主共和，是基于他对国情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缺乏自律能力，担心革命会带来混乱，破坏生产，损伤国家元气；他担心革命会带来外国干涉，陷入被瓜分的危险。加上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给他带来了一点幻想，因而极力主张“政治革命”而反对“社会革命”。

　　三、梁启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有何意义？

　　梁启超是近代对国民性改造思考得最多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很多文章都说到这个问题。而比较集中的，则有《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大陆游记节录》等，而最为系统深入的，则是其１９０２年发表的《新民说》。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国民性有奴性、愚昧、自私、冷漠、虚伪、怯懦、卑屈、懒惰、倾轧、缺乏爱国心和公德心，自治能力薄弱，没有高尚目的等缺点，认为必须大力树立近代权利、义务思想，要争取自由、自尊、自立、自治，要有进取精神、冒险精神、尚武精神。他要塑造的“新民”（新的国民）形象，其文化人格的内涵十分丰富。

　　事实上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国民，的确是像梁启超所说的一样，有那么多的缺点，那是历代专制政府实行愚民、残民政策所造成的。国民性的养成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了解其弱点，实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不但在当时，到今天也还有积极意义。显然，以梁启超时期的国民状态，马上实行完全的民主政治，是不够条件的，必须逐步过渡，逐步完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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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应该怎样评价？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已抛弃了保皇观念，一意拥护共和，这是他与康有为区别的地方，所以当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时，他都甘冒万难去挽救民主共和的命运。

　　梁启超曾担任过袁世凯“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担任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都是为了探索宪政制度的建设。民国成立前后，１９１０年，他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１９１１年，著《责任内阁释义》；１９１２年，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和《宪法之三大精神》，在这些文章中，他探索了国会制度，探索了国体究竟是用民主共和还是用虚君共和问题，探索了政党内阁问题。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南北分裂，北洋军阀窃据中央政权，还缺乏实行宪政的土壤，梁启超事与愿违，最后心灰意冷而离开政治舞台，这是他的不幸，但我们不能怀疑他的动机。

　　五、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年青的革命者既热心又不无偏差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梁启超于１９２１年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发表他的见解，大意说：１、中国目前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最迫切的问题是发展生产，使多数人得以变成劳动者；２、应该在生产范围内进行调节分配，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此运动毫无意义；３、不应限制私人资本，而应借其发展产业。协调劳资利益，多种经济成分互相补充；４、劳动阶级的运动可以改造社会，而游民阶级的运动却只有毁灭社会，故不赞成暴力革命。这种思路在今天看来，并非没有合理之处。

　　综观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都是企图在原有政权的框架内，和平地、渐进地、有序地进行政治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给他冠以“改良主义者”的称号，似乎也是合适的。无论任何时候，他都是主张民主、自由、平等，主张立宪制度，主张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的，这同封建专制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对“激进”和“渐进”、“革命”和“改良”，我们都应该有辨证的看法。 (洪柏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