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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浪漫主义
——感悟司马迁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形式,如唐代的诗,晋代的字,汉代的文章等.而在这每种艺术精华里,都有一个集中表现的伟大人物,汉文章的代表无疑就是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司马迁.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部名贯中外的《史记》,他复杂的性格也给后人以广阔的思索余地.
他在心灵深处和孔子是有着共鸣的.文学史上对于孔子的评价是理性智慧的化身,孰不知从另一方面看,他的身上也还散发着浪漫的气息,"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孔子不单单是发挥冷冷的理智的纯粹古典人物,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与他有着共同之处.
在司马迁短暂的五十几年的生涯中,以遭李陵之祸为分水岭,前半生的司马迁其人性格特征从根本上说是浪漫的,更带一点庄周的放诞,屈原的多情和陶潜的任性.他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追求之心,而且是个爱好奇才的人,这为他的遭祸埋下了祸根.然而从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司马迁作为一个学者的风度与豁达了.
出身世代史官家庭的环境为他的性格底蕴的逐渐成熟营造了那种特殊的氛围,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并且情感浓烈的性格.这在他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比如《陈涉世家》,他对起义人民报有深切的热爱赞美心,足以表现他进步的历史观.其风格是热情鲜动的.因此,在他早年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奔放的情感和不羁的个性的.所以,造就他人格的双重分裂的还是在遭李陵之祸后.
如果说刚直不阿的性格是一个史官必备的优良品质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品质导致了他后来的受宫刑之辱,以致促发了他的文化复仇心理,从而著成《史记》的.
其实,司马迁的受刑实在是时代使之然.在汉武帝时期,其刑法之严酷常令今人发指,因此,当汉武帝处于盛怒之时,司马迁无论如何也逃不过这场劫难了.
导致后来的人格双重分裂的原因之一,我想恐怕是因为在司马迁心中,直言其事不矫饰是做人的根本原则吧.当汉武帝询问他关于李陵的事时,当其他官员唯唯诺诺地不敢进言时,他那刚正的性格更促使他为李陵"说情"——根本不应叫做说情,而是说出他自己心目中真实的李陵罢了.结果却是武帝大怒,随后便把他交给了狱吏!
无怪乎文人们都为司马迁叫屈,孰不知他与李陵平素没有什么交情,既没有饮过酒,也没欢聚过,就凭着一颗爱奇才的心而"身残处秽"了!
呜呼!我为司马迁悲矣!我甚至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对群臣的寒心与绝望的目光,那是能让每个人都能颤栗的历史之光.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激发他心中另一种心理,我们称之为文化复仇.于是,他开始著书,开始发愤,心理怀着巨大的压抑,这种压力在他顽强的生命力的支撑下得到反弹,让他天生的文学才能发挥地淋漓尽致!
写作《史记》好象是司马迁的必然历史使命一样,我们能感受到他写书时心里极度的悲愤,以至人格的双重分裂.书成之时,大概也是他的生命之光熄灭之日罢.
一部伟大的《史记》浸满了司马迁的血和泪,而他的悲剧性的结局正说明了一个古今皆然的问题——一切正直之士的共同遭遇.司马迁的浪漫情怀在今天仍激荡于文人的心中,其风格中的艺术蕴味也值得后人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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