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还是张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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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还是张骞

一个多月前贺卫方先生在《南方周末》开列《暑假推荐书目》，后来其博客上也贴了出来。恰好书房里有这么一本，篇幅并不算多，那天出门前找了出来，这两天出差在外又读了一回（同时交替读完的还有一本老陆托人捎来的盗版书，事先申明主权所有，仅供一阅，不愧爱书人本色。盗版的印刷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幸亏对有关史事了解，模糊处还可以猜测着读下去。不过书确实不错，原版的近百港元，老陆只掏了10块钱，所以要求也不能太高）。
《蒋廷黻回忆录》，海外名家名作系列之一，岳麓书社2003年9月初版，定价13.8元。

如今知道蒋廷黻的人不多。其实他和大名鼎鼎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拿得比胡博士还早些。先后在南开、清华任教，1930年代中期，“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尽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下海从政，出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等职，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和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直到1965年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与地质学家翁文灏、丁文江一样，是1930年代“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且似乎是唯一与蒋介石“善始善终”的学者。

蒋廷黻一生经历复杂，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早年的负笈北美到清华教授，以及之后的外交生涯宦海沉浮，其本身的经历就折射出中国近代史的丰富内容。这部回忆录系蒋廷黻退休后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可惜他在这部回忆录仅完成了大约一半时即病故，实为憾事。

蒋氏性格耿介，翁文灏称之为“瓷器店中的猛牛”，大概是说政界的脆弱承受不住他那一阵阵猛烈的冲撞。许纪霖认为蒋廷黻、胡适这一批人在性格上最近于宋儒。这本未完成的回忆录，充分展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学术与政治的艰难取舍。
蒋氏著作本来不多，大陆能读到的就更少。最早读的是《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旧籍新刊”系列之一），其实最初只是他在清华上课的大纲，区区5万多字，篇幅不大却史识通达，被誉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奠定了作者在史学界的地位，至今治中国近代史的，仍然绕不过这本书。


这半部《回忆录》信息也十分丰富。试举一例，1935年前后，作者曾有在社会主义苏联、纳粹治下的德国以及自由主义的英国的考察之旅。回国后在《独立评论》断言：“尽管自由主义执行困难，有些地方不合时宜，但是最后胜利还是属于它的。”

蒋廷黻晚年，当年清华的同事、历史学家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这倒确实是蒋廷黻一生绝佳写照。他大半生从政，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张骞般能传诸后世的政治、外交功绩，而不经意间写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晚年他还曾对朋友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