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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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魏世家第十四》“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司马迁此时的历史观有些宿命了，他认为秦之统一中国也是天意，所以即使有信陵君这样的贤臣辅佐，也对魏国没有什么好处，也不能阻止秦完成统一大业。

可是三国学者谯周却说：“以予所闻，所谓天之亡者，有贤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纣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这是和司马迁截然相反的历史观——他认为天意、“天亡”是君主个人的刚愎自用行为造成的后果：正因为有贤臣不用，才造成亡国的定势，如果用了又哪会亡呢？如果商纣任用比干、微子、箕子这样的贤臣，即使周这样的行仁义的国家都称不了王，何况秦国这样暴虐的虎狼之国呢？相比于司马迁把亡国归于不可知的天意，谯周的观点显然比较客观些。

然而在《项羽本纪第七》中司马迁却持了和谯周类似的论调：“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这里，司马迁认为项羽的败亡，是源自他自己背约、放逐义帝、师心自用、不以历代经验为师和要用武力征服天下。

赢了的人，就归结为天意，输了的人却能够发现其自身的因素，这应该是司马迁历史观的局限吧？其实无论胜负，都不是单纯的一两个因素决定的。秦国统一天下，有所谓“天意”，也有各国自身的弱点和败着，也有秦国政府的积累；项羽灭亡，除了自己的性格缺陷和几次失误，又怎么能断定没有注定的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