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芝生：司马迁之心 - 〈报任少卿书〉析论（上）

光复中华

司马迁之心 -
〈报任少卿书〉析论（上）

阮芝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提要：本文旨在结合相关资料与古今研究，解析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内容与作意，以阐明「司马迁之心」。研究过程必然涉及任安来书的时间与目的、史公〈报书〉的写作年月与真意、司马迁行年、汉代官制，以及汉武帝晚年的政情等基本问题的考订，最后归结于破解〈报书〉开头「太史公牛马走」六字。本文首创「司马迁之心」一词，以有别于「司马昭之心」。「司马迁之心」者，就是自乞宫刑，隐忍苟活，完成《史记》，以雪耻扬亲，并对自己、对父亲、对历史文化做出交代。这个意思可从「太史公牛马走」六字的正确解读上看出来。
关键词：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牛马走 包世臣 赵翼
王国维 钱穆（宾四）
一、前言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以下简称〈报书〉）是千古第一书信，诚挚悲痛，感人肺腑。此书是《史记》之外，史公遗存下来的唯一完整书信，它和〈自序〉都是后人研究司马迁人格、思想与感情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十分宝贵。依中国传统「读书知人」、「知人论世」的观念，读《史记》者应先读并读懂〈自序〉与〈报书〉，方能深入理解史公的人格或心灵世界，并大有助于吾人对《史记》一书的了解。然而，此信却是出名的聚讼纷纭，无有定论。笔者于七十年代初，撰有〈司马迁的心〉（《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23期，1974年10月）一文，曾对〈报书〉作初步的探讨，现今重读旧作，虽自认大意不差，但不免得失并陈，颇惭疏略。而二十余年来，时贤先进往复论辨，虽亦醇驳互见，但实日趋深细，似可再做归纳总结，重提看法。

本文旨在结合相关资料与古今研究，解析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内容与作意，以阐明「司马迁之心」。研究过程必然涉及任安来书的时间与目的、史公〈报书〉的写作年月与真意、司马迁行年、汉代官制，以及汉武帝晚年的政情等基本问题的考订。但最基本的还是尽可能恢复〈报任少卿书〉的原貌；故本文将先从建立〈报任少卿书〉的读本开始，然后经由史料鉴别，分判史料价值，根据正确的文字解读，从事逻辑论证，最后希望能对此一特定事件获得整体的综合理解。

二、〈报任少卿书〉读本
读本说明

1.〈报任少卿书〉见于东汉班固（约A.D.32"92）《汉书．司马迁传》、东汉荀悦（A.D.148"209）《汉纪》卷14天汉二年条，梁昭明太子萧统（A.D.501"531）编《昭明文选》卷41。《汉书》时代在先，略有删文；《汉纪》时代略后，仅节录一段；《文选》时代在后，但收录全文，文字与《汉书》小有出入。

2.本篇以《汉书》（王先谦《汉书补注》本，简称「王本」）为底本，阙文用《文选》（据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尤延之贵池刊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因现存《文选》写本、钞本及北宋天圣明道本残卷中，均阙〈报书〉）补足。书信文字，《汉书》与《文选》小有出入，优劣互见；但整体而言，以《汉书》为胜。本文兼采折衷，择善求真；但入主出奴，不能全无主观臆断；故斯篇但以「读本」为名，不敢称之「定本」原文。

3.底部划直线的文字，为《汉书》本无，据《文选》补入者；方括号〔〕内的文字，表示改用《文选》本，不从《汉书》，或保留《文选》本文字，以资对照；圆括号（）内的小字，表示非原文，而是说明文字。4.旧版书信文字，通篇连续，无句读标点，亦无界断提头。今分段并加新式标点符号，便利今人研读。

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如）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柰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仰）首信（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迎）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柰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佴]以[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牖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夫]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闲，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合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祗[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三、「推贤进士」可以有求援之意
有来书才有〈报书〉，〈报书〉见在，任安（字少卿）来书却不见了。〈报书〉的作年与真意至今尚且有争论，则来书的年月与内容自是不明。虽是不明，但并非不能探究，其线索保留在〈报书〉中。〈报书〉开头说任安来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结尾再言「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剌谬乎？」「推贤进士」四字，首尾相应。可见这八个字，尤其是「推贤进士」四字，应是任安来书之主旨。问题在于这八个字是任安来书的原文，还是史公总括来书的本意？「推贤进士」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是讳言任安求援之意？清．包世臣〈复石赣州书〉有云：
窃谓「推贤进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着也。──《艺舟双辑》（《安吴四种》，咸丰元年白门倦游阁刊本）
包氏此言是读书百遍、深刻老到的见解，但有不少学者会质疑：（1）〈报书〉内容根本只字未提救援一事；（2）任安犯了死罪，向知心朋友求援，却转弯抹角用隐语，这种滑稽喜戏，绝非司马迁之所为；（3）退一步说，「推贤进士」是求援的隐语，那么「慎于接物」四字又从何处落实？（4）还有班固说的「责以古贤臣之义」，难道是无的放矢？1
以上四个疑点，并非不能解答，试作综合评析如下：
（一）事物都有阴阳、正反、虚实、显隐之两面，文章的写法也不例外。有直接、显白的陈述，也有间接、含蓄、婉转、隐约的表达。故作者的意思，有时「溢于言表」，有时「意在言外」。贾谊过秦论?，通篇不提「汉」字，但其作意，除了「过秦」外，更重要的是在「讽汉」。2
史公写〈货殖列传〉讥「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只字未提万乘之天子，但其意实尤在天子患贫，这要参看〈平准书〉才明白。〈河渠书〉录武帝〈瓠子歌〉，看字面，「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武帝似乎「闵然有吁神忧民恻怛之意」，3
以为史公录之「即所以予之」。4
实则细研之下方知，史公录〈瓠子之诗〉非重其文辞，而是欲其自供；「悲」武帝有求仙之心，无恤民之意，以瓠子之决归之天事，致使久不复塞，令民长陷水深之中，而犹于〈瓠子诗〉中谴神罪人；史公并非「予之」，实乃讥之也。5
当然，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意在言外，或应别求深解，而是要就个别例子做整体考察判断。但史公已告诉我们，读《史记》者应「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五帝本纪赞〉），对于这样的作者所写的文字，我们有理由在阅读时不应只从文字表面的意思作单线思考。
（二）不论「推贤进士」四字是否为任安来书原文，如果任安来书只是要司马迁推贤进士，则实在讲不通。因为：
1.不论〈报书〉作于何年，史公写〈报书〉时任安已是即将执刑的死刑犯。对于一位即将被处死的老友，不去营救、安慰、鼓励他，却要赶在他死前回答解释他多时以前（不论是数月或数年）的一个建议──推贤进士。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试问任安作何感想？别人可以不懂，史公为营救李陵含冤下狱时，不也是渴望朋友的帮助吗？结果「交游莫救，（那时任安做了什么？）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是他的隐痛，他体会至深。所以他写〈游侠列传〉时，对那些「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6
的游侠给予相当的评价。今故友有大难，不但不积极安慰，解救，反而努力回答跟眼前大难无直接关系的老问题，甚至通篇回信中大部分都谈自己的冤曲，这岂不是太无心肝！这个解法要能讲得通，恐怕吾人对司马迁人格的认识都要为之改观。
2.如果「推贤进士」只是推贤进士，别无它意，则任安劝史公推贤进士，实在有些奇怪。
（1）（司马迁）为李陵「游说」，在天汉二年（99B.C.），受腐在天汉三年（98B.C.）；而任安予司马迁书，照时贤说法，早则在天汉三、四年（98"97B.C.），晚则至太始四年（93B.C.）或征和二年（91B.C.）。7
史公为李陵「游说」，即是「推贤进士」（详下第四小节），对一个已经或不久之前（一、二年至八年）曾因「推贤进士」而受「最下」、「极矣」之腐刑的朋友，又要力劝他「推贤进士」，试问任安是什么样的朋友，而司马迁还需要就此点为自己辩解吗？任安予迁书若在天汉三、四年，当时史公新创未愈，且尚未就任或纔新任中书令；若在征和二年，则岂不是令他旧创复发？
（2）任安是武帝之亲信，自己亦可推贤进士，何必非司马迁不可。任安与田仁是司马迁青年时的朋友，但二人仕进较史公略早。二人一文一武，为武帝赏识，用为腹心爪牙。故田仁敢刺举三河太守，下吏诛死。任安已知担任过之职务，以郎中起家后，先为北军护军，后为扬州刺史、益州刺史，末为监北军使者。8
西汉京师有南北军，南军由卫尉统领，警戒宫城（宫的内层守卫则由郎中令掌管），宿卫天子；北军由中尉率领屯兵，拱卫京师，奉诏远征。北军是唯一的常备作战部队，其指挥权直接关系皇权的存亡，故皇帝都要直接控制北军，调发北军都要皇帝命将持节才可。任安先任北军「护军」，监临诸将，督察奸宄；后任监北军「使者」，为皇帝派驻北军的代表，是北军的监军，有权决定是否发兵。这都是视为亲信心腹才能担任的职务。9
元封五年（106B.C.），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部置刺史一人，职掌监察，以六条问事。武帝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0
任安作为益州或扬州刺史，有向朝廷「奏幽隐奇士」的职责。而且，刺史每年「岁尽诣京都奏事」述职，有面圣上达之机会。由此观之，任安是武帝之亲信，职责所在，自有推贤进士之路，何必以此责备司马迁？而且褚少孙评任安「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崇」，11
显然任安在戾太子事件之前，一直是仕途得意，一帆风顺的，他自己推贤进士的资格与机会都应比司马迁强。若说要借重史公当时为中书令，「尊宠任职」，说话有力，则需考虑到：第一，史公为中书令在天汉四年或太始元年初（司马迁自请宫刑，仅能减死一等，仍系狱中；据《汉书．武帝纪》，武帝于天汉四年夏五月赦天下，司马迁方能出狱。故其任中书令之时应在天汉四年末至太始元年初。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置于太始元年），则主张任安予迁书在天汉三、四年（98"97B.C.）的说法，因当时史公尚未为中书令，便站不住。第二，若任安予迁书在太始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则参考上文新创未愈，旧创复发的顾虑，亦不合情理。若说任安热中仕途，想引司马迁为奥援，推任安之「贤」，进任安之士，则对方目前已是即将就死之人，除非事涉援救，否则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岂不是时机不当，毫无意义，甚且滑稽？
（3）如果说「推贤进士」是臣子的责任，即使司马迁曾为此遭刑受辱，也不可因私废公，应勇敢继续牺牲奉献，所以任安才不避嫌疑，力劝史公继续推贤。但这样说还是不通。因为照此说法，推贤进士是公事或公义，不是臣子的私事或私情。然而史公〈报书〉中为何要说「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把它讲成个人的「私恨」呢？史公为李陵说话受腐，自觉冤曲，现在任安即将处死，史公不问原因，不管曲直，不做安慰，更不营救，却将不执行任安过去的一个建议或请求，当作受刑人死前的一个「私恨」来认真回答。真是太奇怪了！
（三）「责以古贤臣之义」非无的放矢「贤臣」一词，在古籍中不时出现，但怎样才算是「贤臣」，并无明确定义。一般讲，五帝三王都有贤臣，夏之伊尹，殷之三仁，周之散宜生、南宫括以及春秋之贤大夫如楚屈原、卫蘧伯玉、晋叔向、虞百里奚、齐管仲、晏婴等都是。司马迁在〈管晏列传．赞〉中明白指管仲是「世所谓贤臣」，并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其管仲之谓乎！」借此引伸，贤臣表现出来的积极面是「将顺其美」，要成全国君的仁心德意，一定会为国举才，不嫉贤、蔽贤而进贤，此即「推贤进士」。另一表现出来的消极面是「匡救其恶」，国君是非不明，赏罚失当，贤臣一定会忠言逆耳，谏诤补过。东汉王褒（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云：「及其（贤臣）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则见听。」其中所讲贤臣的两个主要工作「运筹」与「谏诤」，即与此相合。（运筹是军国大事的谋画计算，包括用人任贤在内）基于以上对「贤臣之义」的理解，如果任安自认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系罪冤曲，而希望故友帮他俟机进言，在皇帝面前讲真话、好话，在致书时含蓄的「责以古贤臣之义」，应在情理之中，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四）「推贤进士」可以有求援之意
假若任安来书只是劝司马迁推贤进士，试问：如何推贤？如何进士？这不外乎称扬自己心中所认定的「贤」、「士」之德、智、仁、勇等，给予正面的评价，希望获得人主的重视与任用。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司马迁在任安来书之前，已经做过推贤进士的事。李陵以五千步兵敌匈奴一国之师，最后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陷败」，汉廷上的「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司马迁「私心痛之」。为援救李陵，他在武帝召问时「推言陵之功」，认为李陵「自奇士」，「有国士之风」，「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当时尚未降），但「所杀过当」，「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他不是投降，而是「欲得其当而报于汉」。请问这是不是「推贤」？这是不是「进士」？司马迁既然曾经「推贤进士」，并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则任安岂能「责」以不「推贤进士」？司马迁救援李陵时采用的方式是推贤进士，则任安若曾不止一次犯过死罪，并一度期望史公救援，帮他解释说好话，则仍然逃不脱「推贤进士」四字。故「推贤进士」四字，单独看，不会有求援的意思；放在特定时空的人事背景中去看，则可以有求援的意思。是与不是，须要个案考察。以任安的案例来讲，很有可能，而非绝无可能。
原因之一，任安可能不止一次罹犯死罪。自认冤曲，死里求生，希望亲友仗义执言，以财解困，探视安慰等，是人之常情。史公下狱时不也是为「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感到心伤吗？原因之二，〈报书〉不仅两次讲到「推贤进士」，也两次讲到「是非」短长的问题。「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又于书信末尾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可见任安来书所言之事，是有「是非」的。「论列是非」就要说长道短，而史公已自认「无短长之效」了。若只是推贤进士，则用人用其长，推进贤士之时，只讲长处或以长处为主便好，论「高下」便好，何必要论列「是非」「长短」（说长道短即是是非）？从再言「嗟乎」与「尚何言哉」的语气来看，这事是大有是非的。任安既曾身陷死罪，卷入是非，则〈报书〉中的「推贤进士」四字的意涵，便不能被认为绝无「求援」的可能，而只作单线思考，认为只是文字表面的意思，那太简单武断了。
（五）「慎于接物」四字在「推贤进士」之前，但八字中应以「推贤进士」为主，「慎于接物」是次要的引句。「慎于接物」是指在人事的应接处理上要谨慎小心，以免出错惹祸。谨慎小心什么？言行是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12
处乱世、涉艰危时，尤其如此。多言贾祸，一言丧邦；一棋失着，满盘皆输。司马迁见义勇为，打抱不平，帮李陵讲话，结果落得下吏受腐的下场，此即祸从口出，多言贾祸，未能「慎于接物」。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一言一行均当谨慎小心，临深履薄，戒慎恐惧，否则后果难料。戾太子事件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掌握京城军队。戾太子召任安，以节令与任安欲其发兵助己，但任安却「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既不助太子，亦不助丞相。此其处大事，应巨变，不可谓不知谨慎、不能达变，故太子败逃之后，武帝认为「详（佯）邪」而原谅他；但他最后仍因笞辱钱官小吏，被小吏诬告太子反时曾言「幸与我鲜好者」（《史记．田叔列传》），因而下吏诛死。这可说是未能「慎于接物」。此次任安来书或许不必是求援，但此四字或八字若出现在任安下吏待死之后的书信文字中，便很可能是求援的意思，而不能看成只有「推贤进士」一种意思。因此，「慎于接物」可说是任安与司马迁的共同经验，可以说是一种相互提醒、自我辩解与求援的话语。高等人说话文雅含蓄，间接婉转，给人留情面，自己也站稳了脚步。


注：
1
参张大可，〈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辨〉，见氏着，《史记研究》（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01"102。

2
过商侯评语，见〔清〕过珙评选、汤寿铭校订，〈过秦论〉篇首总评，《言文对照古文评诠全集》（上海：会文堂，1926）。

3 归来子评语，见增补《史记评林》卷29（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
年景本），页4。
4 牛运震语，见《史记评注》卷4，收入《空山堂文集》（乾隆56
年空山堂刊本），页49。
5 详见阮芝生，〈史记河渠书析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5
期（1990年12 月，台北），73"78。
6
〈游侠列传〉卷124，页3。（本文《史记》卷页，均依泷川《史记会注考证》本。）

7
施丁主张「任安予迁书当在天汉三、四年（98"97B.C.）之交」（见《司马迁行年新考》，95），自创一说，年代最早。王国维主太始四年（93B.C.）（见《太史公行年考》），袁传璋等人从之。包世臣、赵翼主征和二年，程金造等人从。程文，〈论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的时代与内容〉，见氏着《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8
任安任职，以袁传璋考证为详，多一扬州刺史。见〈从任安的行迹考定《报任安书》的作年〉，《淮北煤师院学报》1987
年第2 期。
9
参看袁传璋上文；劳干，〈论汉代的卫尉与中尉兼论南北军制度〉，收在《劳干学术论文集》（台北：艺文，1976）；廖伯源，〈汉代监军制度试释〉第二节，收在《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

10
见《汉官旧仪》卷上，收在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 《史记．田叔列传》，后褚补。
12
见《易经．系辞上传》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