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二）

地藏王

《史记》崇高美成因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著作——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一

战国秦汉时期，正是封建社会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刚刚上台的地主阶级还是一个新生的、有朝气的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也从奴隶的枷锁中挣脱出来，比起过去的奴隶身份来说，已有一定的自由。他们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历史背景相一致，在人生的追求上，在事业的奋斗中，表现出巨大的开拓力量和积极的进取精神。这时的人们，从夏、商、周的相取代，从六国诸侯的相继灭亡，从原来比中原各国大为落后，地处偏僻蜀地的秦的崛起，从出身小亭长的刘邦居然当了皇帝等一系列事实中，看出了天的意志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对神产生了怀疑，于是从中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帝王将相并不是靠老天注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是靠人的努力、靠奋斗获得的。他们不甘心居于人下，不甘心受人奴役，不甘心碌碌无为，他们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干一番事业。

他们当中，身居要位的则不甘寂寞，满足现状，总是雄心勃勃，要把自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事业中去。最典型的是秦始皇和汉武帝。至于那些平平凡凡、地位低下的人物，他们也不甘于沉沦一生。且不说起义前的项羽、刘邦，也不说萧何、张良、范增，就是“尝与人庸耕”的陈涉，行乞为生，受人欺凌的韩信，连“兄弟嫂妹妻妾”都看不起的苏秦……无不饱蓄着建功立业的壮志，更不用说开拓西域通道，为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张骞了！

这时候的人们，敢作敢当，在各种关键时刻都会挺身而出，承担起艰巨的担子。如自荐的毛遂，主动出使秦国的蔺相如：“一饭斗米，肉十斤，”欲想重新为国立功的廉颇……

战国秦汉时代的人们，大多都是文武双全，既能说会道，又能征善战。在和平时代，他们能靠自己的才能挤身于统治阶层；在战争年代，他们能驰骋疆场，在刀光剑影中建功立业。《司马相如传》载：文学家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项羽虽是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书读得比不上一般人好，但他的诗“力拔山兮气盖世”则是感人肺腑的艺术杰作。西汉自建立到汉武帝的一百多年间，地方势力割据叛乱，异族入侵，国几无宁日，汉帝国的君主们一方面是为了平定乱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疆域，使异族降服，于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些战争有正义的，有非正义的，但它们都表现了西汉时代的人们那种追求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积极进取的精神气魄！

战国秦汉时代，虽然经过了秦始皇的钳制文化，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但这时期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自由、活泼的，很少象后来那样受各种框框的束缚，压抑。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感情，总是可以不节制地抒发出来。这表现在当时的歌舞之盛中。唱歌跳舞以表达激情，上自帝王将相，下自平民百姓，都是很平常的事。刘邦回乡时的大风歌，戚夫人不如意时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当可奈何！”（55）赵王发为吕氏所害，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受我妃”。（56）曹参为相，实行“无为而治”，“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57）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战国时期距他并不遥远，他是开朗、豪放、积极进取的秦汉时代中的一员，他能不受时代精神的熏陶、感染吗？事实上，司马迁在整部《史记》中所淋漓尽致地表现的精神不就是这种时代精神吗？司马迁自己不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吗？
热情奔放的楚文化——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二

推翻秦王朝，建立汉朝的主要领导者和基本队伍是从楚国来的，这些人把楚国的文化带来北方，使北方那以深沉的理性精神为特色的文化受到楚文化浪漫精神的影响。正如李长之所说的：“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58）美术史家邓以蛰也说：“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59）

那么，楚文化是怎样的呢？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楚辞。楚辞是屈原吸取楚国民间歌谣的艺术特色，突破四言诗为主的古老格调，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的韵文。屈原的楚辞，除了内容上的豪放浪漫外，在形式上也不拘一格，活泼多样，句法参差错落，声调具有浓郁的南国风味。就象鲁迅所说：“较之于《诗》，则其言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60）屈原以后，楚辞作者踵起，著名的有宋玉、贾谊、“淮南小山”文学集团（西汉初年），使得楚辞继《诗经》以后，从战国一直到西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艺体裁。

其次是音乐和舞蹈。在楚国，音乐和舞蹈是十分盛行的。宋玉有一次曾对楚王说：“客有歌于郢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巴人”是楚国的民间歌曲，是楚国音乐中最精华、思想、艺术性最强的部分，竟有数千人和唱，可见音乐的流行之广。楚国音乐的特色是：无论高歌还是低吟，都慷慨激越，能充分表达深沉悲壮的强烈感情。作为歌词的屈原的许多诗篇就是一例。楚国人在祭祀鬼神时，总要举行歌乐舞蹈，称为“乐神”。舞蹈动作的风格也很粗犷奔放。歌舞在汉代也是很盛行的。无论是帝后将相，还是平民，都擅长此行。这明显是受楚文化的影响的。

另外，楚国的绘画和雕刻，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浪漫豪放的。1973年出土于长沙城东楚墓中的《人物御龙帛画》，画的是一头戴高冠、身着广袖长袍、腰佩长剑的人正在飞升于云烟缥渺的广阔无际的天空。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东郊陈家大山的楚墓中的《人物龙凤帛画》，有扶摇直上，妖娇上腾，生动有力的龙，圆目长喙、昂首仰天、苍劲刚直、两足奋力、展翅飞腾的凤。雕刻则以《彩绘木雕禽兽座屏》最为著名。（61）

总而言之，楚文化是奔放的，飞跃的，激越的，浪漫的，正如邓以蛰所说的“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62）它影响和造就了汉代的文化，也影响和造就了一代伟人司马迁和万代巨著《史记》。
春秋战国时代的美学——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奠定时期，各种流派的美学思想在这时萌生并得到发展，并且对后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和屈原三家的美学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西周奴隶社会的繁荣充满着眷恋，从历史的发展来说，这是违背历史前进的潮流的。但是，儒家是针对春秋以来人们对权势财富的贪婪无耻的追求，而对古代民主和人道精神的热烈歌颂的。他们不倦地宣传“仁者爱人”，高度推崇个体人格的完善。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个体感性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以及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个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发展，个体感性的愉快和满足、个体人格的发展同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

道家所追求眷念的是更为遥远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道家看到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产生了种种前所未见的罪恶现象，人与人之间残酷无情地互相争夺，虚伪无耻的行径层出不穷。所以，他们对包括儒家所推崇的西周奴隶社会在内的整个所谓文明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是热爱人的生命的，并且企图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从本质上看，主张超功利和追求绝对自由的道家对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实质有着较之于儒家更为深刻的理解。

屈原的美学思想是北方儒家理性主义的美学同南方充满奇丽的幻想、激越的感情、原始的活力的巫术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产生了独一无二的骚体文学。正如李泽厚所说的：《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63）屈原从不回避和逃遁于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之外，而是始终勇敢地面对着惨淡的现实。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他既不是完全的否定主义者，也不是全部的照搬主义者，他继承了他父亲司马谈在《伦六家要指》中采取的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博采众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长，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高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的优良传统，打破了儒家美学思想中“中庸之道”的消极因素，鲜明地主张爱憎分明，果敢勇猛、奋发有为，对无论出身贵贱却敢做敢为的人物予以热烈的赞颂。他又从道家那里继承了反抗性和批判性的精华，造就了自己愤世嫉俗、大胆不羁的性格。

屈原思想中有一个鲜明的缺点就是“怨而不怒”，揭露有余而反抗不足。正如鲁迅所说的：《离骚》“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64）司马迁突破了屈原“怨而不怒”的局限性，充分肯定了遭到各种打击迫害的志士仁人们对不公正待遇和邪恶势力所产生的强烈怨恨、不满足完全是合理的，应该的，从而使自己的美学思想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可见，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独具一格的美学观，正是这种思想的作用，才产生了歌颂英雄主义，充满反抗精神的具有典型崇高美的作品《史记》。
司马迁的生活经历——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四
司马迁的生活经历中，对其写作《史记》及形成他的崇高美学观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游历，一是李陵案。

司马迁曾广游祖国各地，探访名胜古迹，采集史事秩闻。《太史公自序》说他二十岁“南游江、淮，上会嵇，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的另一次游历，是负着政治使命，到中国西南地区去，“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还报命。”（65）此外，从《史记》的其他篇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司马迁游踪之广远。《封禅书》：“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嵇、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涔，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屈原贾生列传》：“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龟策列传》：“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一根。”……司马迁的足迹，可谓遍及天下！历代史家，多侧重于论述司马迁游历对于印证文献谬误，补充文献不足上的作用，殊不知，司马迁的游历，对形成他那奔放、激荡的性格精神及遒劲雄豪的文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与司马迁性格、风格相类似的文学家，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李白了。他的诗气势豪迈，情调高扬，形象奇特，意境非凡。李泽厚就说：“唐代的王勃、李白的思想同司马迁的思想很有类似之处。”（66）但李白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少年时候就饱览了蜀中的奇山异水，二十五岁时又“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先后漫游了长江、黄河流域的许多地方，观赏了祖国雄伟壮丽的山川。司马迁和李白一样，祖国大地上那莽莽苍苍、气象万千的景象，那峭壁挺拔、瀑布飞泻的名山，那波涛翻卷、宽阔无边的大海，那汹涌澎湃、滚滚东流的长江黄河……陶冶了他们，使他们也变得豪放崇高起来。在游历的同时，他们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们，了解到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疾苦，看到一幕幕人间的悲剧，这就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产生共鸣，容易对受苦的、不得志的人们产生同情，对黑暗势力产生不满。这也就是司马迁能够在《史记》中肯定遭到各种打击迫害的志士仁人和对不公正待遇及邪恶势力怨恨强烈；不但在上层统治阶层看到了他所敬佩的伟大人物，而且也在下层的平民百姓中，发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并且毫不掩饰地赞扬他们，歌颂他们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继《春秋》撰写一部史学巨著的远大理想，就与世长辞了。死前，他执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眼泪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67）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著述《史记》的工作。料不到，开始写作《史记》的第七个年头，即公元前九十八年，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事情是这样的，李广的孙子李陵战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汉武帝认为他替李陵辩护，诋毁自己宠妃的哥哥李广利，立即将他拘系入狱，处以死刑。司马迁没有钱赎罪，只好接受了最耻辱的腐型以代替死刑。这一遭遇给司马迁以巨大的打击，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68）面对着严酷的现实，司马迁强咽下所有的痛苦，坚持《史记》的著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69）司马迁以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在个人的遭遇上，司马迁是不幸的，但是他的文章却因此而更加雄深雅健、逸气纵横、气势磅礴了；这遭遇，更加强了他的批判、抗争精神；这遭遇，成了众多推力中的一支，把《史记》推向典型崇高美的艺术境界！
西域精神的影响——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五
西域的风土人情在《大宛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

“大宛在匈奴西南，………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其兵弓矛骑射。”

“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身毒……其人民乘象以战。”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宝来，于是天子始苜蓿、蒲陶肥饶地。”……

嗜酒、奔马弓射，正是粗犷、豪放、浪漫精神的体现。汉武帝时大通西域，西域人那浪漫的情调充斥到西汉国中来，影响着内地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司马迁自然不能避免，何况他又是一个多么崇尚浪漫精神的人呢！
结束语

司马迁之前，人们往往把“大”与崇高美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就是崇高美。孔子就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70)他把具有崇高人格的尧用大的天地来比喻。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71)庄子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72)在古人的眼里，天和地是再大不过的了，所以他们认为天和地是最伟大，最具有崇高美的，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具有崇高美的事物比作天地了。

司马迁突破了“天”和“地”为崇高美的局限，为崇高美开辟了新的而又是真正伟大的天地。他着重写人的历史。写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人的感情，人的意志，人的追求，从而从人身上挖掘出深沉的崇高美。他把中华民族从童年开始与客观世界作斗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痕迹描绘在《史记》中，把人类社会在极其艰难的斗争中发展的光辉历程标记下来，从而体现出深沉的崇高美，所以，在《史记》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地前进的艰辛，也看到了中华民族那特有的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气魄。从原始社会部落之间所展开的频繁、激烈的战争，到阶级社会不同阶级之间，不同集团之间的互相残杀；从寻找火苗到铜铁器具的制造；从分崩离析的祸乱到天下的大一统；从崇拜鬼神到对天产生怀疑而追求功业的建立……这里有失败的屈辱，有不平的愤懑，有挫折的概叹，也有胜利的喜悦。这一切，由血、由泪、由生命、由感情汇成的巨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迈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象天和地那样体积上巨大的崇高美，而更多看到的是，体现在人们那坚强不屈的意志，执着不懈的追求，无畏无敌的胆略，百折不挠的精神中的崇高美。这种崇高美，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它让人们看到了蕴含在自己身上的伟大力量，让人们看到了自身的伟大，鼓舞人们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也改造自己，从而推动历史前进。

张大可《建国三十五年来〈史记〉研究综述》，见《文史知识》1985年第9期。

见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老舍《论悲剧》

《李将军列传》

《吕太后本纪》
《晋世家》

《吴太伯世家》

贾谊《过秦论》，见《陈涉世家》

（10）《陈涉世家》

（11）《齐太公世家》

（12）贾谊《过秦论》见《秦始皇本纪》

（13）《项羽本纪》

（14）《项羽本纪》

（1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法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8月


第一版。

（16）《项羽本纪》

（17）见明? 凌稚隆《史记评林》

（18）见明? 凌稚隆《史记评林》

（19）《淮阴侯列传》

（20）《淮阴侯列传》

（21）《淮阴侯列传》

（22）《廉颇蔺相如列传》

（23）见明? 凌稚隆《史记评林》

（24）《廉颇蔺相如列传》

（25）《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

（26）《项羽本纪》

（27）《史记论文》

（28）《屈原贾生列传》

（29）《项羽本纪》

（30）《项羽本纪》

（31）《高祖本纪》

（32）《廉颇蔺相如列传》

（33）《汉文学史纲要》

（34）《〈史记〉新论》

（35）《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36）韩愈《送孟东野序》

（37）《项羽本纪》

（38）见凌稚隆《史记评林》

（39）《陈涉世家》

（40）《高祖本纪》

（41）《项羽本纪》

（42）《廉颇相如列传》

（43）《屈原贾生列传》

（44）《屈原贾生列传》

（45）《夏本纪》

（46）《秦始皇本纪》

（47）《廉颇相如列传》

（48）《屈原贾生列传》

（49）《伍子胥列传》

（50）《项羽本纪》

（51）《中国美学史》

（52）《刺客列传》

（53）《太史公自序》

（54）《论司马迁的历史观》

（55）《留侯世家》

（56）《吕太后本纪》

（57）《曹相国世家》

（58）《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59）《辛已病余录》

（60）《汉文学史纲要》

（61）《湖北出土文物》

（62）《辛已病余录》

（63）《美的历程》

（64）《鲁迅全集》第1卷《摩罗诗力说》

（65）《太史公自序》

（66）《中国美学史》

（67）《太史公自序》

（68）《报任安书》

（69）《报任安书》

（70）孔子《论语? 秦伯》

（71）《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

（72）《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