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也是一个玩弄政治的赌徒

灵儿

边缘的挑战！
与其说李广相比于卫青、霍去病在历史上更具有人性的魅力和悲壮的色彩，还不如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三人的传记描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比《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可以看出同为军人，同朝为臣的李广与卫青、霍去病，在太史公的笔下获得了不同的审美观照。李将军被描写得机智威武，神采奕奕，而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却被描写得平淡寡味，相形见绌。陈曦曾说过：“人们可以在《卫将军骠骑列传》感受到司马迁讥刺大于褒扬的写作态度，对卫、霍这样的战争英雄本应给予的审美观照的放弃”[1]。为什么会这样？不可否认，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具备士大夫的清流操守，足以保证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品格。但因兼备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和卓绝的文学天赋，太史公能够在历史的缝隙间拾遗补阙，臧否人物，成一家之言。他似乎要借助春秋笔法暗示其思维方式与统治者价值判断间的分裂和间离。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霍与李广流露出的不同情绪倾向，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他局限于人物出身贵贱的判断，也非其左右于舆论环境的影响，而是在汉武帝长期攘夷拓疆的战争国策下，儒家士大夫阶层被政治边缘化，集体缺失政治话语权，缺失将济世理想付诸于实践的行政主导权，这种局面使得太史公力图通过文章曲笔抒意，表达出潜藏于意识深处的去边缘化的政治诉求。
或许司马迁对于世态炎凉的感同身受在《史记》中可以成为他扬李广、抑卫、霍的缘由。诚如他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提到：“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在《李将军列传》中提到李广自刎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但这样想显然低估了太史公的智慧。他刻意在传记中透露出的这些信息可以成为读者了解其思想的一把钥匙。由于“思想者对政治怀着思想层面上的深刻兴趣，只有试图考虑到他们会怎样设想自己的观念被付诸实施后所产生的深远意涵，才能真正充分理解其著作”[2]。幸好在“史学的范围内没有永远不能更改的定论，更没有已经完成的工作”[3]，于是笔者通观《史记》中反映当朝气象的文章和司马迁的身世后，再考量上述两篇文章，试图乐观地在史学范围内推陈出新，或可对太史公扬李广，抑卫、霍的笔法背后的动机略探一二。
司马迁生于名门世家，“讲业于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太史公自序》），立言于士林行阵中，他是当朝具备儒家德行风范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作为在皇帝身边能够直接进言的清流儒士，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抱负，他认为自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应该完成由乱世到治世的转变。“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历贤、以风四方，成太平之原”（《儒林列传》）是儒家士大夫对统治者的预期心理。但现实的情况是儒家士大夫在西汉初期是不被统治者青睐的，“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同上）。直到田蚡和公孙弘为丞相后，“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同上），儒家学者的政治理念才被当权者重视，形势才有所改观。不幸的是即便汉武帝大行尊儒之事，儒家士大夫倡导的“道”也从来没有被皇帝全盘认可，他不过是通过文学圈子对社会各阶层播撒、教化他的权力意志而已。独尊儒术只能是当权者对于统治权术的需要，他们看中的只是儒术而非儒道。
天下久经战乱沧桑，由乱到治，社会终于趋向安定和平，社稷获得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礼乐渐行，这是文人士大夫的集体政治理想。哪知汉武帝自元光元年开始实行挥鞭拓疆的战争国策。文人集团满心期待的太平盛世逐渐付诸东流，争当治世名臣的愿望也将化为泡影。主管武力、刑名、经济的臣僚又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士大夫们曾因为遇到了“明儒学”，“好文词”（《儒林列传》）的汉武帝，因为看到倡导尊儒的董仲舒与公孙弘开历史风气之先而备受鼓舞，跃跃欲试，现在却不得不再次面对与忍耐政治边缘化和丧失政治话语权的境遇。这对于士大夫阶层自孔子周游列国以来普遍怀揣的政治理想而言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才见曙光旋即晦暗的挫败感也会油然而生。
战争国策的前提是保障国内人民和各诸侯国的稳定，为此汉武帝选任正统儒生充当藩国的辅相，利用儒家推崇的等级秩序观念教化国民。年轻皇帝当初同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同意公孙弘遴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平津侯主父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为的是宣传、强化儒道束缚人心的功效。汉武帝曾说：“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废乐崩，固洋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同上）。可是当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士大夫对扩张政策进行阻谏，不符合皇帝的意志利益时，汉武帝就不会理会儒生士大夫了，因此“发十策，（公孙）弘不得一”（同上）。汉武帝也曾征召大儒者申公请教治乱之事，有记载云“是时天子方好文词，但见申公对，默然”（《儒林列传》）。显然申公含有儒道精神的答对是不符合皇帝表面尊儒的意愿。就连董仲舒也因为著述不合上意被当众讥刺后获罪还乡。何况赞同和亲息兵的狄山博士呢。张汤谓之曰：“此愚儒，无知”（《酷吏列传》）。于是武帝弄权术借匈奴的刀杀害狄山，用以震慑告诫不合其意的百官群臣：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相反学习易学、春秋、百家言的主父偃是因为拥立卫皇后和推行“推恩令”削弱藩国等主张皆是符合圣意，才能够以“术”博得天子的宠幸。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汉武帝作为一代霸主，他只会使用那些对其意志胜利有帮助的臣僚和政策。因此真正的儒学士大夫是始终徘徊在政治舞台的边缘，从来都没有进入决策层的范围。
以儒者自居的公孙弘，也同样因为汉武帝的假尊儒不得不逐渐缺失了儒生的清直品质。《平津侯主父列传》提到建元元年，六十岁的公孙弘第一次被初登帝位的汉武帝招贤拜为博士，随即“出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以为不能”，故遭罢免。公孙弘在七十岁的时候（元光五年）再次被汉武帝招拜，才学会迎合上意，不忤逆皇帝，竟以丞相终年。他“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希世用事”，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他“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诚饰诈欲以钓名”，官场哲学逼使他淡化了儒学精神而偏重于权术的操纵。是以“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方苞《望溪先生文集》），这或许也就是儒表法里文化的开端。可见在汉武帝时，皇帝需要臣僚具备适应其战略政策的技能。但这与太史公崇仰清直儒者的理念相去甚远，也是公孙弘为司马迁所不齿的原因了。
随着汉武帝战争国策的深入化、扩大化和长期化，皇帝任用的多是服务于对匈奴作战的应急人才，实行的是各家为我所用的统治方略。为了实现攘夷扩张的方略，他任用张汤、赵禹、杜周、王温舒等一干酷吏对内实行高压政策，“用法益刻”（《酷吏列传》）不输于秦律，司马迁也承认酷吏们“虽惨酷，斯称其位矣”（同上）。而通过“汤数行丞相事”和“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同上）的记载，读者可以知晓张汤才是汉武帝心目中真正的栋梁之材。天子每每躬亲探视张汤的病情，以至于张汤被陷害自裁后，“上惜汤，乃尽案诛三长史”（同上），亲自替张汤报了仇。汉武帝还任用桑弘羊、卜式等经济干吏振兴国内市场，优化贸易，改铸货币，充盈中央财政，用来平衡战争预算带给国民经济的赤字。及至战争后期，朝廷入不敷出，自毁体制，卖官鬻爵，以钱抵罪，民风日益凋敝。汉武帝这种有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时经济体制在短期的、顺利的战争形态下是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但在作战不利，长期亏损，导致国家面临破产，触动了民生利益的时候，就会有以宽仁济世、苍生安乐作为理想的政治学者们站出来参政议政，代表民意要求缓释社会矛盾，由政治的边缘地带企划占有中心决策。司马迁来自于政坛边缘的诉求声音也就应运而生了。
其实，司马迁对汉匈初期战争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曾说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疆弱之时，设备征讨”（《太史公自序》），还用由衷骄傲的口吻“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同上）来称颂汉朝对匈战争的硕果。以礼乐教化天下民众是儒士司马迁的夙愿。他认为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以后母，兄弟死皆取妻妻之”（《匈奴列传》），这些做法俱是不合礼乐，不合人伦的。而且匈奴不讲信义，他强调了“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匈奴）即复背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长儒列传》）的说法。但在长达四十多年对外用兵政策的后期，司马迁看到国库空虚，经济颓败，人民流离疾苦的现实后，发出“天下苦其劳”（《平准书》）的感叹，进而回归反战阵营，发出停止战争，还军政于士大夫阶层倡导的民治的政策诉求。从张大可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太史公对战争国策的态度转变：“司马迁肯定了汉武帝前期对匈战争的正义性和胜利，论述了平两越、通西南夷、通西域的必然趋势，批评了后期对匈奴战争的战略错误，抨击了汉武帝‘不参彼己’，不慎‘择任将相’给国家带来的危害”[4]。
然而真正的儒家道义“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报任安书》）呢?每年食禄六百石的司马迁作为分管史历的低品秩官员，他自身已然处在政治的边缘地带，最多只能以下大夫的身份陪衬着讨论一下关乎朝廷政策的国事。人微言轻的太史公尽管有着践行儒家“智、仁、义、勇、行”（同上）的价值理想和“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太史公自序》）的人生目标，但无奈空有一腔热忱。他后来赞同大臣们谏伐四夷的奏议，他欣赏汲黯的忠义廉直，却苦于没有时机用言行亲身为社稷造福。。“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必须决断政治，一如信仰”[5]。因此当司马迁认为李陵事件成为一个契机的时候，遂然“激于义理乃有所不得以也”（《报任安书》）。
司马迁的政治信仰完全可以使李陵事件成为其政治发力的支点，他借机将矛头对准征战不利的贰师将军李广利，进而影射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战争国策导致国力衰退。公允地说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对“李陵事件”为自己进行的辩解无法称之为客观。难道因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的过密关系就可以将其谬夸为“虽古名将不过也”，就应该区别于卫、霍而得到士大夫的舆论支持吗？李陵的作法更具有以和柔自媚于朝廷，自媚于天下世人的作秀成分。他作为军人，作为将门贵族之后，不求其象斯巴达勇士般英勇抗争，不求其被俘时自杀殉国，只要能坚守气节，比如苏武和赵破奴被匈奴所虏后持节不变，最终得以回国的事迹，是可以得到人们谅解的。然而《李将军列传》所载李陵在被俘后“降匈奴，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的举动，使得“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以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可见李陵苟活失节的恶劣影响是数倍于公孙弘“怀诈饰智以阿人主之取容”的，是不能得到民众和文人士大夫们谅解的。但是“当很高的心理值被投入一种观念或情感时也就意味着这种观念或情感拥有相当的力量以左右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6]。故而怀具政治诉求的心理值使司马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廷议时替已经降敌，身背不忠不孝恶名的李陵申辩，这除了包含有对李广惺惺相惜的感情延伸外，更多具有微辞李广利，影射批评战争国策，从边缘向中心发出政治角力的成分。这种将潜藏信仰决断于政治的心理值必然付出代价，于是太史公被“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汲黯列传》）的汉武帝施以腐刑。后来他借一篇“迟到”的《报任安书》曲折地向皇帝辩解李陵事件，似乎是想强调无辜的本意，显然这是一种不够客观的时空体验。但这恰恰不自觉地显示出他刻意向汉武帝回环妥协，为的是用以弥合与遮蔽自身的政治思考，试图达到忍辱负重的目的。身体上的残疾使得司马迁无法直面儒家哲学、文史激情与政治激情之间的关系，要么堕入对存在的彻底遗忘中，要么到达一个能再次展开存在意义的世界中。他选择了后者，学会“自在”的同时接受泰然任之的态度而完成平静的遁世，他更多将精力专注于《史记》的创作，将政治激情潜藏于字里行间。此时李广和卫、霍也就成为司马迁倾注心血布局，倾吐边缘诉求最合适的原创人物了，其中包含着深层政治情绪的扬抑笔法，的确是“岂常手可望哉”
（黄震《黄氏日钞》卷四）。
美国人马克·里拉曾尖锐的指出：“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的论题从事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政治行为，是这一探求所留下的踪迹”[7]。司马迁因抗辩而受刑有如柏拉图自叙拉古城无功而返的大义，自然对可以言志的《史记》抱有无可名状的期许，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将孔子著《春秋》寄言后世的情结托于《史记》，怎能安于重复世俗的成见，必然要成就“一家之言”。此时再看《李将军列传》和《卫霍骠骑将军列传》，就容易品味两篇文章的个中滋味了。
从《李将军列传》中读者可以看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却“自负其能”，因此才会出现身为主将的李广弃大军于不顾，领少数骑兵身涉敌军险地射杀“射雕者”。但他可以凭借经验与胆识从容身退，化险为夷。因此也才会出现李广出雁门击匈奴被俘虏，他仍可以凭其一己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逃回大营（当然这是难以考证的细节）。但是作为战场主将曾经成为战俘的经历，多次自持勇力、缺少谋略而“数奇”屡败的考绩也已成为他为将历史中抹不去的污点。其次，对比程不识的治军方法，李广麾下的兵将缺乏纪律约束，是聚义厅式的准军事化管理。李广也因为爱赌胜冒险的自负性格而出现“将兵数困辱，射猛兽亦为所伤”的负面舆论。依据李广的经历和资格，他在军中乃至卫大将军面前确实有倚老卖老，骄横任气的资本。可是在军法律令面前，李广因迷途不能完成统帅围剿单于的集团战略部署，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脱罪的。通过太史公得出“李广皆以力战为名”和“军中自是服其勇”的判断，可以感受到他对李广流露出的些许遗憾。又通过李广复职后的紧要事件——打击报复得罪过他的霸陵尉——完全可以推判他是一个受家族荫护，有高超个人军事技巧，但却任侠使气，无法适应兵团新战法的一介武夫。他可以成为军中的传奇人物，却不能成为国之福将。
李广身上有这样多不符合军人职业要求的缺点，然而太史公仍然从传奇角度挖掘李广根正苗红的身世和可爱的性格，溢美其过人的本领和个人英雄主义，对其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施以同情，放大了飞将军自刎而死的悲剧效果，凸显了李广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终未封侯的不公。太史公身处当朝，无论是李广还是卫青功过事实都很确凿，但是如何利用素材体现作者意欲表达的情绪，实在是个极难把握的度，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他仅凭文字就使读者折服于李广那超人的勇猛，无双的技艺和过人的机警。李广敢于率百余骑兵对抗匈奴大军的气魄有如古希腊对抗波斯大军的三百名斯巴达士兵般雄壮；他可以略施小技就从敌军的重围中杀出血路，独骑返回汉军大营；他身形高大两臂似猿，可以把石头当成老虎而一箭没羽……这些都体现出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的豪迈英武。太史公如此煞费苦心无非是想通过军界的边缘人物李广向作为军队首脑以及皇帝战争国策执行人的大将军和骠骑将军提出挑战，在用人制度上诉求去边缘化，表明李广具备占据军事中心地位的才能，即便他可以在本职军事工作上无所建树，却不影响其成为儒家士大夫所标榜的良将。
毫无疑问司马迁将编年体史书发展为纪传体史书是前无古人的功绩，但是他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述两位功莫大焉的将军似乎摒弃了纪传体的长处，大段罗列汉武帝对他们的分封赏赐，恩宠有加，却鲜有鲜活的细节塑造民族的英雄。从他记录卫青的只言片语，我们其实可以判断出大将军的忠贤品质。卫青曾说：“仁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又说：“不敢擅专诛苏建于境外，仁臣不敢专权”（这可体会出卫青对苏建的保护与体恤）；以及“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未有功劳何敢受封”的质朴话语，可以看出卫青“为人仁善退让”的处事方法和君子不党、贤良忠臣的风范，他不该不受到司马迁的垂青；从太史公喜好贤奇之士的品性，依照霍去病“匈奴不破，何以家为”的宣言和他酷似李广“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的慷慨侠义精神，也应使得太史公满腹激情地为他二人彪炳史册。事实上在《史记》排序中，司马迁将《卫将军骠骑列传》紧随“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的后面，可见太史公用心良苦，虽然视卫、霍为佞幸，然而他们“以外戚贵幸，颇用材能自进”（《佞幸列传》），总体是区别于纨绔子弟的。
然而，实事求是地褒扬卫、霍二人不符合司马迁深层抱负的主旨，不利于他谋篇布局的大方向，相反通过平淡处理文字可以使读者体悟到他曲笔抒意、轻视卫、霍的智慧。太史公以“人奴之生”的刻薄字句揭露、讥刺卫青是个私生子，出身不好，其同父异母的郑氏兄弟“皆奴畜之”，后因同母异父的姐姐被皇帝宠幸才得以进身富贵，从此“冒姓为卫氏”成为国舅。毫无尺寸之功的卫青因此被封为将军，随后不过是因恪尽职守，坚决执行皇帝意志而平步青云。对比李广曾经累积军功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的情形，卫青的姐夫公孙贺，因为沾了戾太子与卫皇后的光，立功封侯。与卫青交好的公孙敖因为是其“友骑郎”，并且在卫青获难时“与壮士往篡取之”，将卫青从皇帝姑母的屠刀下营救出来，即使他后来统军屡有败绩，卫青也不断荫护这个生死盟友，故司马迁提到“公孙敖新失侯，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因而作者要用“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来引导读者，给卫青盖棺定论。对于霍去病，太史公继续挑剔他“少而侍中，贵，不省士”的作派；进而将霍去病“重车余弃粮肉”，保障突击队机动性和野外生存性的作法描述成不爱护士兵；将霍去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的情势下激发将士精神意志，保持全军战斗力的做法曲解为不体恤士卒，说“骠骑尚穿域踏鞠”还称“事多此类”。那么试想一支深入敌后缺乏了机动性的机动部队，在物质方面匮乏后再丧失了意志，我们还怎能苛求他们取得胜利或者是自我生存。如果这都要被诟病的话，那么霍去病因其稗将李敢（李广子，关内侯）击伤自己亲舅舅卫青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射杀敢”的大罪在司马迁看来就是不可饶恕的……太史公用这些琐事误导了人们的视点，冲淡了卫、霍的历史功绩，掩覆了他们的光辉。他这样写作是要用士大夫集体对卫、霍的不满在皇帝崇儒政策的实质上诉求去边缘化，用“出塞私马凡四十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的巨大逆差数据在否定现行国策的问题上诉求去边缘化。司马迁认为在战争硕果累累的时候尚且如此消耗国力民生，那李广利屡战屡败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担就可想而知了。这也难怪太史公要迁怒于一干顺承皇帝意志得势却毫无气节可言的暴发贵族。
如今笔者审视司马迁对于卫、霍以功为过和李广以过为功的写作处理，俨然看出卫、霍二人已成为其笔下“抑扬予夺”（黄震《黄氏日钞》卷四）的牺牲品了。或许只有当司马迁知道后世子孙经历的五胡乱华，靖康之耻，元、清少数民族统治乃至鸦片战争与甲午丧国，他才会用另一种启蒙笔法来重彩卫青和霍去病分别七次和六次出击匈奴，有如拿破仑和成吉思汗般的军功伟业，赞扬集团军推进与特种部队“斩首”行动相结合的进攻战法，功表封狼居胥山、重挫敌国士气的盛况。但是一切俱往矣。苍茫浩瀚的史河中有多少苦楚的诤言，又有多少无奈的违心话，一切相同事情在中国文学语言的语境下皆有若干种相近或者相异的情绪表达，这全要看话语者的兴趣指向而定。可以理解的是，那时那地的司马迁不是无缘由运用春秋笔法暗贬卫、霍，实扬李广的，在《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不同审美观照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独具匠心的政治诉求。尽管我们遗憾卫、霍乃至窦宪的风采与精神不能被儒家学派溢美流芳，并且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民族性走向。但是司马迁铿锵铮铮的谏表和他存在于“西汉当代史”中的弦外之音不能不让人钦佩他以死买直的勇气，折服于他从政治边缘向权力中心挑战的无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