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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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因巫蛊案的牵连，下狱论死，依常例将于十二月被处决（冬末行刑，此天人相应之意），十一月，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信到狱中，此信后人题为《报任安书》，或用任安的字，题为《报任少卿书》。


巫蛊事件中，太子发兵杀死武帝所任命的使者江充而后在走投无路中自杀，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查究此案的官员直接受命于武帝并对他负责。而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我以为这信中的很多话实是司马迁对武帝的宣言，应该不是过度的阐释。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见《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恐怕对方在突然间被杀，那么自己将无从对之一舒愤懑，而死者也会遗恨无穷。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太史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内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精神高贵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