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马迁出任中书令的推论

taishici

对司马迁出任中书令的推论


——回北京方雨《余秋雨歪批司马迁》一文


你这位工人朋友很有才情嘛，看来对文史还是稍有研究的，不仅涉猎历史典故，还对古代官员体系这么熟悉，实在难得。但是让他成为了所有普通工人的总和，显然还欠些考虑和调查的嘛。那倒是可以试试看，在你们看来这么普通的问题，那是不是所有的普通工人都能答得出来呢？你定要说我，强词夺理，无限夸大。哈哈，这不就是你们的手法嘛。好，那再降低点难度，十个里面有半成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想想吧。

你文中提到的史实固然不假，观点也没有错，但是只是其中一种。要了解司马迁受宫刑之苦，必要先了解“李陵事件”始末，李陵出塞迎击匈奴，破敌上万，可见他战术是运用得成功的，但由于汉军后援供给不足，双方兵力悬殊，并有内鬼作祟，才使“浚稽山一役”战败，这是不争的事实。李陵战败后，武帝召见了李陵的妻母，后听说李陵投降，大怒，群臣皆言李陵有罪。司马迁仗义执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事后不久，李广利出征匈奴，要李陵相助，但李陵与单于交好，结果李广利功少而归。武帝因此迁怒于司马迁，将其腐刑下狱。后武帝悔李陵无救，说：“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汉书·李广苏建传》于是遣使者慰劳李陵军逃脱的人。这便是“李陵事件”的始末。事发三年后，司马迁出狱，继中书令。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汉武帝要司马迁升任中书令而不是继续做他的太史令呢，并且所做之事与太史令无异，主为修史？关键不在司马迁，而在汉武帝。我认为这里有两层考虑。

第一，汉武帝是爱才的。《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从这篇诏文，可以看出汉武帝的对人才的认识和选才的标准。而司马迁也确实有才，不然怎能写出《史记》。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司马迁深处与汉武帝，也是经常接触的。公元前104年（元封六年），经司马迁等人提议，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公元前104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人制订了《太初历》。因这本历法是汉武帝下令所修，所以汉武帝不可能不看，以汉武帝的资质也不可能不会从修这本历书的过程中发现司马迁的才能。进而可以推测，汉武帝对司马迁是信任的，是重视的，这也就引发了第二层关系。

第二，汉武帝对司马迁动用极刑感到后悔。之所以说宫刑是极刑，是因为宫刑不仅使受刑的人身体造成缺陷，而且对受刑的人在精神上造成摧残。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无辜受到牵连。入狱三年，汉武帝重新起用司马迁，那请问汉武帝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如你们所说，汉武帝要继续羞辱司马迁，那汉武帝在人格上是有重大缺陷的，堪称一代明君。如果这样，他也不可能做出这般丰功伟业。汉武帝重新起用司马迁，一是因为他爱才，二是因为愧疚。而皇帝却不能将他的内心意图宣泄出来，而只能从另一个方面对受害者进行补偿。那对司马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史记》。这是他最终活下去的勇气来源和精神支柱。他要著书修史，让他继续去太史令不太可能，因为一个曾获罪下狱并受宫刑的人，与朝堂上百官相邻，必受人白眼和耻笑。所以，汉武帝让司马迁任中书令，一则官升一等，以示区别。二则深居宫廷，长随近旁，实则保护。三则物尽其用，助他著书。以此看来，汉武帝升任司马迁，是实实在在地升迁。因此，司马迁从宫刑入狱，到升任中书令，是可谓”大贬大升”。

至于汉代受宫刑者，不愿苟活于世，慷慨赴死的。请自行查典，在此我便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