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之三

哲别

刑余之身



被施以宫刑，从某种意义上讲，司马迁成了另类人，他成了男人的另类，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尽夫妻义务；他成了士大夫的另类，大家认为他已经不配做士大夫；成了知识分子的另类，别人觉得他不应该在归属知识分子的行列。这样就使得才高八斗的司马迁无法再融入到原来的群体，处处遭受排斥，时时遭受孤立，事事遭受指责。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出狱后的司马迁，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相当于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之类的职务）。中书令一职一般由太监担任。这就使司马迁更深刻地理解了宫刑之耻。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箽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


遭受如此打击的司马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他把对汉武帝的强烈不满，对社会的深深怨墳，全部寄托在自己的笔尖之上，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