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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历史悠长。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几
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的祖先与前辈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
是华夏儿女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论是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伦理道
德；还是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人类文化的全部内容，中华传统文化永远是人类文
化的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学生不才不敢妄言漫谈，只能把自
己学习钻研过的《史记》结合众多史学界精英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一点谈资，在
这里聊聊。
司马迁的著名的史学著作《史记》对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史记》中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
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涉及到了社会阶层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游侠商贩优
伶各个阶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真正作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因此漫谈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得不谈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从小就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年后曾到过全国各地去旅游，这
也就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也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当时正是西汉的鼎盛时期，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十分辉煌，儒家学说日益受到统治者的尊重，这些现实条件都
给了司马迁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刚参加工作那时只当了一个小官——郎中，任务是保护护卫皇帝，
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警卫团战士。所以他虽然官不大，但接近
皇帝的机会比较多，因为司马迁在岗位上比较敬业，再加之本人才华出众，他很
被汉武帝看好，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退休后，司马迁就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太
史令，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社科院院士之类的职务，但太史令管的还要多些，比如
天文历法，和国家图书资料等等都归司马迁管。因此利用职务的便利，司马迁广
泛的阅读了一些珍贵的图书资料。这就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史记》呢？这是我们了解这部著作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祝总斌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歌颂
汉王朝。这是司马迁的一贯思想，司马谈临死的时候，还在叮嘱司马迁说，作为
一名史官，不要忘了著书立传歌颂西汉的“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所以《史记》不
断通过大量的史实，肯定了西汉初年几为皇帝的文治武功，并且歌颂说“汉兴五
世，隆在建元”建元是汉武帝的年号，“隆在建元”就是说汉武帝的功绩超过了
西汉初年的几位皇帝，达到了最高峰的意思。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种指导思想呢
？这是与他的政治态度上一贯忠心于汉武帝的思想分不开的。他抱有这种政治态
度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司马迁的家庭利益与汉王朝的利益是分不开的，司马
谈父子先后担任了太史令，官虽然不大，但西汉的官位不多，作为一般的士人，
能有主这口饭吃，也就很满足了。司马谈曾经把自己死后，司马迁可能继任太史
令看作是一个“续吾祖”，也就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其次，司马迁本人对汉武帝
也是死心塌地。正因为家庭利益与汉王朝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所以司马迁本人对
汉武帝也忠心耿耿。司马迁在岗位上拼命工作，其目的就是想给上司留下一个好
印象，也就是取得汉武帝的欢心。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司马迁遭宫刑的原因，
我们知道他遭宫刑的原因是给一位投降的将军说情。他之所以要给李陵说情，主
要原因不是他想给李陵说多少好话，是因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的消息传来后，汉
武帝十分难过，史书上记载“食不甘味”。司马迁不忍心看到汉武帝这个样子，
想给他一些安慰，所以司马迁就对汉武帝说，李陵过去一直表示要为国献身，这
次战争本来也已经立了大功，最后因为士兵死伤严重无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不
得已暂时投降了匈奴，但如果以后时机成熟，李陵是会再次立功，报答汉王朝的
。司马迁这样说的原因是想减轻刘彻的痛苦，要刘彻不要老是往坏处想，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呢？结果他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刘彻没有理解司马迁的意思，反
而一口咬定他是在给李陵当辩护律师，于是一怒之下就对司马迁处以了宫刑。这
个悲惨的结果，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料到的，但是这和他忠心于刘彻并不矛盾。第
三，司马迁与刘彻的关系非同一般。司马迁遭宫刑以后，，他所担任的中书令，
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天天在皇帝办公室工作，如果不是皇帝的亲信，决
不可能担任这个职务，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刘彻与司马迁的关系非同一般。根
据《汉书》的记载，司马迁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是“尊宠任职”意思就是说
工作业绩很出色，很被上司看好。当然，由于遭到了宫刑，具有强烈士大夫意识
的司马迁内心十分痛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政治上继续忠心于刘彻。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另一个指导思想是为了体现并宣扬儒家思想。其实也就是
认真贯彻汉武帝“尊崇儒术”的政策，他也曾明白地表示，他之所以要撰写三千
年的通史，主要是为了探讨历代统治者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艺”就是指儒家经典，“拾遗补艺”指弥补儒家经典的某些
不足之处。原来儒家经典发展到汉武帝的时候，内容丰富，数量庞大，而且多半
是一些枯燥抽象的原则，或者是神秘的微言大义，很难被一般的士人所理解和吸
收。随着尊崇儒术的政策的推行，司马迁很敏锐的感觉到如果能继承孔子著《春
秋》的传统，撰写一部系统的通史，通过生动具体的史实，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
训，就能够更有效的宣扬儒家思想，弥补已有经典的不足。在宣扬儒家思想上，
《史记》也就成为了前无古人独具特色的一家之言。
至于《史记》的杰出成就，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第一，创立了中国文学中的纪传体体裁，这种体裁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君主
为中心来编写历史。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将一代代君主在位期间每年的大事编为
“本纪”。本纪记载的内容是全书的纲领，围绕这个纲领，再通过世家、列传、
表、书四种形式记载具体细致的部分，包括王侯将相大臣等在每年大事中扮演的
角色，所起的作用，以及全国性典章制度与某些政策的变化发展等。这种体裁过
去只有一个萌芽，是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的成果上创造的。从政治上说，它突出了
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适合大一统国家的需要。从史学角度来说，他既用本纪突
出了全国的大事，，有用列传等记下了各类人物，各种事件，各项政策制度的细
节部分。容纳的内容十分广泛，多样，而又不流于繁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两千
年的正史全都采用纪传体的主要原因。
第二，《史记》记载下了全国范围内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三千年的通史，这
在中国史学著作中是第一部，在司马迁的时代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交通联系
不畅，流传下来的古代史料相当少，各少数民族的史料更是凤毛麟角，要想以一
个人的力量在这十分薄弱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三千年的通史，内容还得要涉及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当时的学者没有
一个人敢于想像，然而司马迁却以无比的气魄给自己提出了这项任务，并且最后
胜利完成。经过司马迁的广泛收集与对史料的考证，《史记》的内容相当的丰富
，精当，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能对自己的祖先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对于这个成就，我们无论用多美好的词句去赞美歌颂都不算过分。
第三，《史记》如实反映了历史的客观情况，司马迁虽然力图歌颂汉王朝
，但是他又继承了先秦史官的优良传统，在记事上“不虚美，不隐恶”，意思就
是既不瞎吹捧，也不隐瞒缺点和错误，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被称为实录。
比如，《史记》对汉武帝既如实记载肯定他的辉煌的功绩，同时又好不给面子的
暴露他好大喜功、严刑峻法、残酷剥削人民的罪行。另一方面，对于秦始皇，西
汉朝野上上下下都一致认为他的残暴统治是导致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司马迁也
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他也如实的记下了秦国和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巨大功绩，
并且主张相秦学习一些好的经验，这便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四，《史记》的文学造诣极高。在我国散文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它在许多地方语言精炼，刻画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因此也就增加了《史记
》的文学价值。总之，《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采用纪传体撰写，反映全国范围一
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情况的三千年的通史，它的史料丰富详实，文笔优美生动，
紧跟时代潮流，力图歌颂汉王朝并体现和宣传儒家思想，为了进一步巩固大一统
帝国服务，它实事求是，不隐瞒真相，也不捏造事实，成为了后代史学著作的楷
模。
我们说《史记》是为汉王朝服务，是要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但是《史记》
里面也有一些非正统思想。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往往是
复杂的。司马迁也不例外，可能是由于家庭教育与种种的社会原因，他又存在着
和他的主观愿望格格不入，因而受到了正统儒家思想指责的一些非正统思想。这
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史记》十分强调人民应该追求“利”，追求物质财富
和经济利益，这种思想似乎和儒家的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矛盾了。他的这种思想本
来主要是由先秦齐国的法家思想所倡导的，在分裂动乱的当时，基本上符合各国
统治的需要。可是等到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特别是西汉社会经济恢复以后，形
式便不一样了。这时的汉王朝，首要任务是如何维护大一统帝国的统治秩序，而
“利”又是从事手工业商业才最有赚头，那样许多的农民就会大量的农转非，到
处流动，统治秩序就难以维护和稳定。针对这种情况，汉王朝就大力推行重农抑
商的政策，正统的儒家思想也不断的倡导安贫乐道，重义轻利。要人们把遵守儒
家道德和法律放在首位，放在利益之上。就在这个时候，《史记》在先秦法家的
影响下，实际上是鼓励人们通过手工业，通过商业追求利益，这怎么能不受到正
统儒家思想的指责呢？
其次《史记》宣扬钦佩一些“游侠”讲义气，言而有信，肯于周济和帮助
他人，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这种游侠本来也是先秦分裂动乱社会的产物
，各国统治者曾今给与默许。一度对游侠的赞扬成了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但是
大一统帝国建立，需要进一步稳定统治秩序的时候，游侠的行为却越来越与形式
相悖。因为他们虽然讲义气，乐于助人，但是缺乏法制观念，只重私人的恩怨，
根本不管是否回触犯法律。与人结怨也不惜以杀人灭族的手段去报仇雪恨，而无
视政府的存在。对这种游侠，大一统帝国肯定不能允许，并不断的进行严打整治
。正统儒家也宣扬说任何人都无权包庇罪犯，或是恣意杀人，生杀大权必须由皇
帝来掌握，因为只有这样统治秩序才有可能稳定。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史记》
对游侠高度赞扬，十分钦佩，所以同样不能不受到正统儒家的指责。但不能因为
《史记》存在上述非正统思想，就认为司马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西汉统治
和儒家思想的。就《史记》宣扬追求利来说，司马迁的动机是只有大家富了，才
有条件推行和接受儒家的仁义之道。所以他明确说“君子福好行其德”就是说便
于推行仁义；又说“小人富以适其力”就是说才有可能适当的使用劳力，而不违
背仁义，而且还说追求利要“不害于政不妨于百姓”。也就是说不危害政治与百
姓。
就赞扬游侠来说，司马迁的动机是通过赞扬赞扬游侠来宣扬仁义思想，因
为他认为周济和帮助他人的人，言而有信，就合乎仁义道德。至于随便杀人，触
犯法律，他也是不赞同的。由此可见《史记》上存在的这些非正统思想，从主观
动机来看，丝毫没有反对西汉统治的意思，而是力图体现和宣扬儒家思想，只不
过西汉的形式已经变化了，而司马迁这两个问题上受先秦的一些思想影响比较大
，跟不上形势，因此和某些正统儒家思想有些冲突，可是这毕竟是在拥护汉王朝
的大前提下发生的，而决不是要反对西汉王朝和儒家思想，这是纵观司马迁全部
历史和思想言论，以具体分析他的非正统思想必须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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