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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杨恽
郭德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教授
510420）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历史资料指出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杨恽对《史记》的刊布有重要贡献，他通晓历史，仗义疏财，正直耿介，忧愤嫉俗，其性格特点是自觉接受司马迁影响的结果。杨恽的遭遇也是悲惨的，他的《报孙会宗书》中多忧愤，与司马迁《报任安书》可称祖孙篇或师生篇，亦是深受影响的产物。从杨恽接受司马迁影响的角度，我们亦可以透视出二者的精神联系和思想性格，尤其是司马迁的某些性格特点。
关键词： 司马迁
； 杨恽
； 影响
； 思想性格
司马迁对后代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唐代韩愈的“不平之鸣”说，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就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说到司马迁对后代人的心理、人格、性格乃至于命运的影响，则莫过于他对其外孙杨恽的影响。从杨恽接受影响的角度，正可以透视出二者之间相互关联的影像。
杨恽，字子幼，《汉书》有传，传在《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传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才能称。”（1）杨恽的父亲是丞相杨敞，但他丝毫没有杨敞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特征，而是恰恰相反，敢想敢说，敢做敢为，因此从家庭影响的角度看，杨恽接受影响是通过母亲一系。
他喜好历史，有文史之才，对外祖父司马迁很崇拜，他的接受影响是自觉接受，司马迁是影响其思想性格的根柢源头。更加需要指明的是，《史记》一书，正是由于杨恽的用力才得以刊布于世，广泛流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此可知，杨恽对《史记》的刊布流传具有重要功劳。（2）也可想见，他受外祖父司马迁及《史记》的影响是很深的。
杨恽“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杨恽为中郎将，当时朝廷里“货赂流行，传相仿效”，郎官须出钱财方能择其好位置进而显达。因为郎官出钱择官如山之有财可出，故当时人们把郎官称作“山郎”。杨恽任中郎将，废去山郎出资择官之事，“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杨恽仗义疏财，“初，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后，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金千余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杨恽不重钱财，轻财好施，大概也与他从司马迁的人生遭际中感知人生价值有关。
“恽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但是杨恽的性格中亦有苛刻、凶狠的一面，“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这种刻毒，也似乎和司马迁被残害的经历有关，进而形成杨恽对人心唯危的惶恐以及先下手为强的防范心理。
由于杨恽的苛刻、睚眦必报，他也树怨渐多，终至于“与太仆戴长乐相失，卒以是败。”戴长乐，与宣帝未登基在民间时即为朋友，等到宣帝登基，自然高升重用。因此此人骄横放纵，皇帝老大，我为老二。有人上书告他出言不逊，他怀疑是杨恽教人告的，就又上书告杨恽罪。其罪为“高昌侯车奔入北掖门，恽语富平侯张延寿曰：‘闻前曾有奔车抵殿门，门关折，马死，而昭帝崩。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由此可知杨恽于史实洞明，又有天命思想，且对宣帝有大不敬。又，“左冯翊韩延寿有罪下狱，恽上书讼延寿。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数者也。’”可知杨恽以自己为胫胫者，即梗直之人，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才不顾韩延寿东山再起的危险而上书言讼。又，“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恽曰：‘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臭恶，单于不来明甚。’”别人言单于当来朝，而杨恽靠逻辑推理知单于不会来朝，这种聪明和言谈有些像三国时的杨修，只能自取其祸。又，“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天子过此，一二问起过，可以得师矣。’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而举桀纣。”这又很有些像后代的文字狱。本来杨恽的思想是正确的，以桀纣为镜鉴，可以不蹈覆辙，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易被小人诬陷，也为当权者所厌恶。当然，这里也透露出杨恽可能对汉宣帝的某些不满和批评。又，“恽闻匈奴降者道单于见杀，恽曰：‘得不肖君，大臣为画善计不用，自令身无所处。若秦时但任小臣，诛杀忠良，竟以灭亡；令亲任大臣，即至今耳。古与今如一丘之貉。’”这本是以古为鉴，但也被认为是“恽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无人臣礼。”这是道地的文字狱，陷人以罪。当然它也表明杨恽谙熟史书并且内有忧愤。“又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东矣。’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绝理。”杨恽迷信夏侯胜所言《春秋》所谓‘天久阴不雨，臣下必有谋上者’，而国君不得于河东祠后土，是诅君之罪。于是杨恽被下狱。后来因其罪难以考定，汉宣帝各打五十大板，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官职，二人皆贬为庶人。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岁余，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知略士也，与恽书鉴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于是杨恽写了《报孙会宗书》。如果比之司马迁《报任安书》，则二者可谓祖孙篇、师生篇，其内在的精神一脉相承。
《报孙会宗书》的全文是：
恽才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以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庖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侮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长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长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其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勿多谈。
这篇复信情理并茂，中多忧愤，实有司马迁之遗风。当年司马迁备受奇耻大辱，出狱后为中书令，满怀忧愤无以言说。恰值任安遇祸入狱，来信求救，敦请司马迁“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司马迁借给任安复信，一吐胸中块垒，一抒胸中积愤，故有了著名的《报任安书》。信中，司马迁九曲回肠，一腔忧愤，历数辛酸、委屈、悲愤、创痛，揭露朝廷的不公，世间的黑暗、人情的悲冷，表述自己于粪土之中隐忍苟活、通于狂惑的坚强和苦痛，尤其是末尾“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3），更是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表现了一个伟大人格的卓绝顽强。杨恽也继承了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在《报孙会宗书》中，杨云不降其心，不辱其志，愤中有讥，怨中挟怒，嬉笑怒骂，表现了不屈服、不妥协的无畏精神。虽然扬恽和司马迁所遇之事不同，但是被诟毁、不为人理解、被伤害的处境是一样的，杨恽和司马迁威武不屈的精神是一样的。甚至连“材朽行秽”、“卒与祸会”、“教督以所不及”、“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行已亏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是相似的。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杨恽的影响之深。（4）
杨恽的结局也是悲惨的。恰遇日食，有个管马的副官名叫成的，上书诬告：“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与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腰斩。”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恽的妻子儿女被徙往酒泉郡，侄子坐不谏正，有怨望语，免为庶人。凡与杨恽相友善者，如未央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以及孙会宗等人，皆免官。而那个告“日食之咎”的小人，职务为“驺马猥佐”的，也就是管马吏的副手，名叫成的小人，就因此事被召拜为郎，这正说明了汉宣帝政治的黑暗！
从杨恽接受影响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与杨恽之间的一些共同特征。那就是通历史，有史才，好结交文士俊杰，有强烈的正义感。轻财好义，敢于怀疑，勇于抗争，有突出的个性。当然他们也似有共同的弱点，即相信天命，于历史有某种职业的迷信。有时不合时宜地展示聪明，反而使自己遭受祸殃。于人较严苛，当年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对任安伸援手，而杨恽也并不领受孙会宗的劝戒好意。那言外之意分明是：我受难时你们在哪里？你们的立场在哪边？也许只有通过苦难，你才可能感知我的痛楚，理解我的观点，故一个也不饶恕！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司马迁《报任安书》，《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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