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生死抉择

爱华

司马迁的生死抉择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只是为“深践戎马之地”、“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被迫暂降的李陵说句公道话，司马迁被治罪处斩。依当时律法，免除死罪有两条途径：一是捐钱五十万，二是“茸以蚕室”受宫刑，司马迁拿不出五十万钱来，选择了后者。司马迁认为“大质已亏损”，失去了人格尊严。他是怎样面对生死的呢？
　　在《报任安书》这封长达三千余言的长信中，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认为，人对生死的态度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念父母，顾妻子”而“贪生恶死”，就是俗语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第二种是“激于义理者则不然”，“不然”就是不“贪生恶死”，就是孟子所云“舍生而取义者也”。前者选择活着，父母年事已高，妻儿生活无着，一旦死去，整个家就毁了。看来这样的人也并非一般所谓苟且偷生，他们选择活着也是有着很强的责任感的。后者“舍生取义”是值得提倡的，但司马迁认为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当一个人功名已立，或可以死而立功名之时，就要“早自裁绳墨之外”，毫不犹豫地去死节，而不必自取其辱。
　　在司马迁看来，“舍生取义”比起不顾义理而贪生怕死之人要高尚得多。《史记》中对这一类人赞赏有加，如田横耻于降汉，自刎而死，五百壮士，随而自杀；屈原独守节操，洁身自好，纵身江流，以死明志；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毅然引决……司马迁称之为“岂非至贤”（《田儋列传赞》），“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季布栾布列传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相反，对于“具五刑”的李斯、“受械于陈”的韩信、“南向称孤”的彭越、“受辱居室”的灌夫等人则大不以为然，“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安在其不辱也”，“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何足贵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
　　而作者自己受“最下腐刑极矣”，如虎陷“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如此屈辱地活着，倒不如死了来得干净。那么他作出了怎样的选择呢？他没有选择以上两条路中的任何一条，而是作出了第三种选择：不为名节而死，也不为父母妻子而活。那么，他选择的依据是什么？他的取舍是怎样的？在他生与死的抉择中，哪一样“重于泰山”，哪一样“轻于鸿毛”呢？
　　在生死面前，他选择了为事业而隐忍苟活。他突破了关于生死意义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提出立身扬名为孝道之最高原则，这一观念突破了儒家传统伦理的束缚，谬于圣人“舍生取义”之是非观念。其实对司马迁而言，忍辱负重，成就事业，比无所顾忌一死了之更为艰难。
　　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之时，他的死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任何的影响，“与蝼蚁何以异”？司马迁此时不能自杀。为何？

一是“念父母”：他的父亲司马谈临终之际“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哉。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二是为自己：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史记·太史公自序》），怀抱远大理想；作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同上），拥有报国之志；而且他自视甚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乎？”（同上）这样的蕴含着高贵灵魂的生命，岂可轻易抛却？

三是为《史记》：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原来，司马迁留此残缺之身受尽百般之辱，是有着至为高尚而坚定的信念，是要尽到一个史官应尽的职责。为此，司马迁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之不能为，虽“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却时时以姬昌、仲尼、屈原等人自强不息终有建树的事迹鞭策自己：要忍辱发愤，建立功名，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的价值。

轻易去死，不是大智大勇的表现，逆境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其难能可贵。勾践卑躬屈膝，卧薪尝胆，最终雪耻灭吴，司马迁赞其“盖有禹之遗烈”（《越王勾践世家赞》）；伍员父兄被诛，乞食吴市，弃小义而雪大耻，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伍子胥列传赞》）；季布隐姓埋名，为人钳奴，受辱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为“贤者诚重其死”（《季布栾布列传赞》）。

（作者　冯霄明　单位为江苏省宿迁市教育局）
　　《中国教育报》2007年1月1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