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至大宛国夺取汗血宝马，同时又令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为助。李广利功败垂成，几乎全军覆没。剩下李陵以五千步卒抵挡匈奴主力数万之众，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的敌军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李陵自己所带军队的人数。匈奴朝野上下震惊，于是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举国共攻而围之。尽管李陵箭术超群，一呼百应，士兵肝脑涂地，皆争相为之效死。然终因势单力薄，李广利又按兵不动，坐视其败，李陵深入敌军腹地，孤军作战，最终被擒。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大汉王朝。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投入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商议一下李陵的罪行。大臣们为明哲保身，纷纷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屈节投降。汉武帝又问了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
而司马迁认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实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且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汉武帝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这样说是在为李陵开罪辩护，是有意中伤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于是把司马迁送交法庭审判。狱吏以“欺侮皇上”之罪。把司马迁判为死刑。
（汉代的死刑可以交二十万钱免死，或者接受宫刑代替一死。）
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且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司马迁又念及夙志未尝，恨私心有所不尽，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只得含垢忍辱的接受了宫刑。刑余之后，虽然悲愤欲绝，哀莫大焉，然矢志不渝，发奋著书，终于完成了史学上的著作——《史记》。
《史记》作为文学史上的一部巨作，鲁迅先生对它评价极高。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分别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关于《史记》原文，我想真正逐字逐句，认认真真，仔细研读过的人并不多。但是有关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生平概况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们对于司马迁之所以会被施宫刑的历史背景不甚了了，津津乐道的是司马迁被施过宫刑后仍然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完成了《史记》。中小学生写作文时也常常会引用司马迁的例子作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代表。人们更多关注的似乎并不是《史记》的文学价值，而是作者在身体俱残，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坚持著作的那份毅力和决心。
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故事,分本纪,年表,书,世家及列传五类.。书中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乃是司马迁采取百家之言，参考《楚汉春秋》、《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著作，做实地采访并收集资料而著成。《史记》固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开创了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先河，对于中国的史学史和文学史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个方面，司马迁的确是功不可没。然而我总认为司马迁在收集整理编撰资料的功劳上更胜于《史记》本身的文学价值。看得出《史记》的灵感大半来自于《左传》，甚至有大段大段的精彩的描写直接摘录自《左传》。
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论文，并不单单着意于文章本身的文学价值，甚至文字新奇，立意创新，也是次一等的事。中国的文学界更多关心的是文章能否反映当前的局势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唐朝的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李是诗仙，杜是诗圣。李白作诗瑰丽新奇，奇丽奔放，诗句间风流潇洒，流淌着一份天赋的才气。而老杜则字句凝练，沉郁顿挫，声调悲壮，他最有名的“三吏三别”都是真实的反应盛唐衰落以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而后世也似乎对老杜的评价略高一点。此外，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很看重文人的人品，认为作者本身的人品也似乎比他的文字要重要的多。
封建时代，皇权至上，儒家的思想注重仁义礼教，仁爱孝悌，适合统治者安邦定国。因此儒家被奉为大家，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进阶仕途之根本。而老庄的文字尽管天马行空，汪洋肆意，妙喻迭出，终因提倡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背道而驰而不为士大夫所喜。
五四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作家，也唯有鲁迅的地位最高，名气最大，牢牢的在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的文字固然精彩，但我总认为这和鲁迅关心局势，针砭时弊，一腔的爱国志诚是分不开的。同时期的张爱玲也是一位惊才艳艳的才女，她的《金锁记》被傅雷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可是因为和汪伪集团中的御用文人胡兰成的交往，长久以来一直不被内地文坛所认可。
回过头来再说说司马迁，人们总是乐衷于在司马迁身上发掘不屈不挠，坚强不屈这类高贵品质。很少会有人去探究一下司马迁的内心世界。
《报任少卿书》一文，洋洋洒洒近千字，文中引经据典，旁征引博，夹叙夹议，饱含深情。除了陈诉惨遭宫刑的原因，含垢忍辱，矢志著书的志向以及自谦自己无德纳才谏士以外。也大量的抒发了司马迁个人的悲郁愤懑之情。我想在他内心深处：对汉武帝也不是没有隐隐的怨恨的吧。从文中某些语句中可看出一二：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郁悒而无谁语。谚曰：‘谁为见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身点耳’。又道是：祸莫越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祖先，垢莫大于宫刑。然后在那个皇权集中的时代，士大夫阶级出生的司马迁深受儒家“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思想所禁锢，他不敢也不能把满腔的愤恨不平宣之于言，所以也只能“满纸自怜题素怨”，通过文字来抒发自己的一腔悲愤。他反反复复的嗟叹，“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吧。
一腔拳拳报国之心却得不到君主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受了不白之冤，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实在是令忠良冷血，将军心寒。而司马迁之所以含垢忍辱，隐忍苟活，矢志要完成《史记》，除了子承父业，执着于个人理想与信念的坚持，我想还有就是需要寻求一份证明吧。
中国的文人最重气节，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然民谚又有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所谓忍一时之辱，成百年之身。从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实在是太可爱的思想，凡事都有好几个方面，就看你从哪一个出发点去考虑问题。昔文王拘于羑里；韩信受屠夫胯下之辱；此二人，俱受过奇耻大辱，然因奋发向上，一朝发迹，此后都封王拜相，成就一番伟业，名垂青史。而司马迁也是以此来激励自己的吧，他也需要寻求一份证明，通过一部《史记》来赢得世人的尊敬。肉身虽然被侮辱，被损害，但精神不死，信念长存。
从《报任少卿》一文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一个坦率直言，胸襟磊落的人。他稚气的像个孩子，李广利兵败，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震怒，群臣无一人敢为李陵求情。在局势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一家观点，也难怪会冒犯天威，龙颜大怒了。网上有一篇文章说司马迁惨遭宫刑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因为他不识时务。这话说的有些偏激，但不得不承认，也有几分道理。我很欣赏司马迁的坦率磊落，可是很抱歉，我又忍不住要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红楼梦》中贾宝玉说得好：“文死谏，武死战”那是愚忠。比如文官儿遇上一个昏君，一言不合，即下力死谏，一口浊气上来就触柱撞壁，那不过是为博个忠臣的名声而沽名钓誉，算不得忠臣。还有武将，自己兵法生疏，没有韬略，只懂拼命蛮干，就算是战死沙场，又怎么算的上是良将呢？
固然，汉武帝不能算是一个昏君，然而他好大喜功，我想作为多年臣子的司马迁不会不知道吧。忠言不一定要逆耳才顺于行的。耿直坦率，敢于直言可以算是一种美德，可是在那个君权至上的时代，一言不慎，很可能就会招来招致杀身之祸。就算是搁在现代，在老板面前如果不懂得谨言慎行，一味直言，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支撑，恐怕也用不了多久，就要准备好收拾铺盖打道回府了。其实，同样的话，换一种方式说，或者挑一个比较合适的场合，可能会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忠言，说得好，也是可以利于耳的。这一点上。春秋时期有几位大臣就做的很出色。就譬如晏子。在这一点上，可惜司马迁他老人家没有好好学学，不然的话，就是另一番局面了，恐怕他也不会遭受宫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司马迁会不会留下《史记》，恐怕也是未知之数了。
我很庆幸我生长在如今这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明的时代。象司马迁这类一言不慎，就招致宫刑惨祸的悲剧大概不会再重演了。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个由死人积累而成的故事，而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共同的精神。我们阅读《史记》，除了关注它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人是需要有一点信念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