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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简介（前135 " 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司马迁，我想对你说……
北京师大平谷附中高二（6）班 王文静
司马迁，我渴望有一天会见到你，我渴望与你有一次跨越千年的长谈。在那时，我们会谈到你为李陵的仗义直言，为《史记》的忍辱负重，为人间大义的挺身而出……
司马迁，我终于梦到你了。你满脸写着正义，却铺满了风霜。“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你冷冷清清，你凄凄惨惨，然而你还在寻寻觅觅。你告诉我，你在寻找一种气息，一种历经万古也不会失去芳香的气息。我明白，那是伟大。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之后千秋万代的人都可以告诉你，你寻找成功了。
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稳健。你曾为李陵说了一句话而遭到极刑，痛不欲生。你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各项刑罚，八个“其次”已令人毛骨悚然，一个“最下”更是说得人魂飞魄散。然而就是这个“最下”，你遭受的正是这个“最下”！我以为，你会玉与石俱焚，血与火共熔；我以为，你最后留下的文字会是“名与节同在”“士可杀不可辱”。可是你的伟大却是超越了世间的荣与辱，情与志，义与愤，生与死。你甚至冷静而坦荡地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的，你就是那泰山顶上的一匹凌云驰骋的骏马，拨开乌云，任历史的阳光穿透自己的心灵，然后唤来一道闪电，以感天动地的巨响与你一起嘶喊出了《史记》！这是怎样的一颗对先人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生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灼灼之心啊！于是《史记》成就了一种伟大，你成就了一种伟大。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你颇显疲惫的心灵仍在高及仙境的地域流连，它牵系着万古众今。你不忍使《史记》夭折，不忍让历史凝滞。你可知道，你用你唯一的不忍打赢了这场人生之赌。你可知道，你这唯一不忍比任何东西都来得值得，来得壮烈。你与《史记》的情缘，终于使你找到了通往人生至境的秘笈。你与历史的牵手，自然而然地泌出了霜笼月罩的气韵。
司马迁，我再次梦到了你。你正在天堂里纵观我们中华大地的沧海桑田。你还在想些什么呢？还在为受极刑而“肠一日而九迥”吗？你应该看到有多少人受到你那铮铮如铜鼓般的话语的鼓舞，在挫折中磨砺，在逆境中奋起！你应该听见世人给予《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嘘唏赞叹！你应该感觉到，我们中华大地，万万千历史里的万万千中华子孙和你心灵的沟通！
司马迁，此生我必将继续与你在梦中的缘份，感受你芬芳的气息，亲历你不朽的英魂，吸取你无尽的人格力量……
［写后札记］
学罢《报任安书》，我的思想似乎再也回不到现实中，我蜇在司马迁的世界里思考着，思考着……
是什么使司马迁“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甚至已沦落到“主上所戏弄”“若九牛一毛”的田地。人生轮转到如此境地，生命之花是不是该凋零了呢？然而奇怪，惨遭极刑的司马迁却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种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清新，生命的绿色——生命的绿色在于司马迁德行的沐浴，“不行春风，难得春雨”啊！司马迁就像一条长青藤贯穿着历史，贯穿着我大脑的每一寸空间。我心底潜藏的感动、敬重一骨脑都窜了出来。我的目光不停地在《报任安书》的字里行间穿梭，好像每个字中都蕴含着一个故事，一段难解的情感，我留在了司马迁的世界……
终于，我拿起笔，与司马迁用同样的方式呐喊心中的情感，用“司马迁，我想对你说……”开始我与司马迁的文字神交……
（王文静）
［同学点评］
文章以“司马迁，我渴望有一天会见到你，我渴望与你有一次跨越千年的长谈。”开头，不难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于是，作者趁机展开了与司马迁的心灵沟通，引发了对“伟大”的推敲。
作者写到了司马迁的风霜满面，忍辱负重续著《史记》，这难免增了一份悲壮，添了一抹沧桑；然而，在这份悲壮，这抹沧桑的背后，作者看到的是司马迁笑谈生死，蔑视丑恶的英雄豪情。恰如作者所说，“你就是那泰山顶上的一匹凌云驰骋的骏马……然后唤来一道闪电，以感天动地的巨响与你一起嘶喊出了《史记》！”这着实是一声呐喊，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在这里，贯穿了作者对司马迁的敬佩，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此外，该文的语言优美而不失力度，巧用诗词，使文章大见亮色。
（高 扬）
［教师点评］
该文情感真诚而热烈，把对司马迁的理解概括为无比智慧的稳健，超越浅境的伟大，对人生负责的赤诚，历久不失的幽香，把对司马迁的景仰从无数后人凝聚到自己，见解深刻，思路清晰，感人肺腑。而且，为了使文章能够直抒胸臆，能够更加淋漓尽致地表达对司马迁的敬佩之情，也为了使文章愈显煽情，此文的题目特意拟为“司马迁，我想对你说……”这一下就消除了历史的距离感，使作者的真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且文章语言清新亮丽热诚，不失为一篇佳作。
（张小娜）
［编辑点评］
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贤说过：“阅读，无非要从他人的经验中取其正确无误的，于我有用的，借以扩充我的知识，加多我的经验，增强我的能力。”他还说：“好的文艺作品中总会有一种人生见解和社会观察，这对于我的立身处世都有极大的关系。”（皆引自《中学国文学习法》）王文静同学的《司马迁，我想对你说……》就是他阅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智慧、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情趣等，跨越两千年时空，与司马迁进行的一次有关生命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心灵的对话，探讨“立身处世”的“人生见解”。
文静同学在原创中，先就生死观与司马迁进行对话。他认为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仗义直谏，获罪隐忍受屈辱，“就极刑而无愠色”；没有“名与节同在”，没有“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司马迁“超过了世间的荣与辱，情与志，义与愤，生与死”而活出生命价值的伟大，是“弃小义雪大耻”的不屈斗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要死得“重于泰山”。因此，文静同学受到鼓舞，要“在挫折中磨砺，在逆境中奋斗”，即使达不到司马迁那样生命的伟大，也要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
文静同学在原创中，进而就人生的价值与司马迁进行对话。他理解司马迁忍辱负重是学习古代仁人志士著书以雪耻。因此，他认为司马迁用血泪铸就的《史记》，用整个生命嘶喊出的《史记》，是“对先人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生负责，对历史负责”，是面对任何东西都来得值得，所以，《史记》成就了司马迁人生价值的伟大；所以，“我们中华大地，万万千历史里的万万千中华子孙与你心灵”沟通。正因为文静同学认识到了司马迁人生价值的伟大，所以，他能感受司马迁的“芬芳的气息”，能亲历司马迁“不朽的英魂”，能吸取司马迁“无穷的人格力量”。
文静同学的原创是一篇阅读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读后感。他在阅读中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才写出自己对司马迁生命的伟大和人生的伟大的独到见解的文章。文章中也包孕了他对自己生命价值和人生价值的认识。千字的“读后感”，让我们认识了个性化阅读是吸收、消化而作文个性化是倾吐的关系，从中受到启发，真好！
文静同学的“写后札记”，专就他边阅读《报任安书》，边感受司马迁生命的伟大，从而铸就其人生的伟大的个性化阅读，真有所“自得之”，然后用自己的真情，用自己的智慧与司马迁进行心灵的对话而写就该“读后感”，“札记”与原创珠联璧合，是“札记”写法的一种范例，很好！
司马迁之死
李国文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个史学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汉而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宫刑；然后于污秽肮脏之中死去的故事。
宫，即是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
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是无可选择的。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有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已将那话儿连根切掉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裤裆里有没有那个玩意儿，便是无所谓的事了。
太监这行业，不仅在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迪，尼录，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纪录使用宦臣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阴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
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之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但把文人XX连根端掉者，刘彻是独一份。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
宫刑，在中国，盛行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阉割或损伤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余生在屈辱中度过。汉武帝国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
这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个“英明”之主，竟对文人进行如此卑劣的报复，简直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够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能够将圣女贞德，将布鲁诺在火堆上烧死，愤怒的革命群众，甚至将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一一铡死，不可谓不恐怖；在莎士比亚时代，人犯的脑袋，也有割下来挂在伦敦塔桥上示众的，其残忍可想而知。但像刘彻用宫刑对付一个文人，对付一个埋头在简牍中阅读历史的学者，这是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
每读毛泽东在《沁圆春》的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一句，我总会想起他宫司马迁这件丢中国人脸的事情，亏他做的出来，下得去手。我始终想，问题恐怕就出在这略输文采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刘邦，虽能吼出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可这位亭长从不以诗人自居，无论司马迁说长说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汉高祖，至多当他放屁，不当一回事的。而汉武帝，诗词歌赋都来得，虽略输，还有点文采，这一有，就坏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间，免不了计较，就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就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而且，有权的文人，嫉妒起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个人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输一点，绝不是什么值得文人大众高兴的事情。
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这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XX。”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XX被割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汉书*司马迁传》认为：“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意思就是说，若是司马迁能够“明哲”的话，也许可以“保身”，具体一点，可以保住那条命根子。但他心血来潮，跳出来为李陵主持公道，招来了这场没顶（卵？）之灾。
不过，要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让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让他对帝国的千疮百孔闭上眼睛，让他在这位年近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汉武帝面前，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的。
宫司马迁的天汉二年，大汉王朝的日子不甚好过，大面上的风光依旧，内囊早尽上来了。由于历年来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人民法院负担沉重，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奔走流亡。这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来势甚凶。所有这些败象，都是刘彻随着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来的必然结果。
孟德斯鸠说过：“每个被赋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康德也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得更干脆：久握权力，必致腐化。这也是所有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在其晚年，难以逃脱的失败命运。
刘彻哪能例外，到了晚年，除了封禅巡幸，敬神祀鬼，便是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与所有老年统治者一样，最后必成为一个悖谬颠错的老糊涂。司马迁还以为他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英主”，居然天真烂漫地“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要为李陵败降慷慨陈词。
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之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往来，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看高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
他认为他应该说话，他要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还有谁来主持正义呢！他说：一`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人，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阵，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天下也”；三、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学问太多的人，易愚；愚，则不大识时务；不识时务，就容易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事情。
他这一张嘴，果然捅了天大的娄子。
汉武帝是让他讲话来着，他该懂的，陛下给脸，垂询你的意见，是要你讲他愿意听的话。你如果不想对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装糊涂，千万别进逆耳之言。这位多少有些受宠若惊的关西大汉，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盘托出他的真实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毁了他的前程，连男人的看家本钱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未能如期会师，致使李陵孤军奋战，兵败而降者，正是陛下心爱的王美人之兄长，贰师将军李广利。但他要说，这个认死理的司马迁。
结果，“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一个略输文采的统治者，收拾这个当场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爱之人的文学同行。还不容易，陛下吩咐了，不用砍掉他的脑袋，只消宫掉他的XX就行了，然后卷帘退朝。刘彻，肯定会为他这得意一笔，回到后宫，跟李美人一块儿偷着乐的。妲己，曾让商王纣杀比干剖腹验心，褒姒，曾让周幽王举烽火报警取乐，那么，汉武帝宫太史令讨美人欢心，又算得了什么？
读水浒，陆虞侯往林冲脸上刺字，押往沧州；武松在阳谷县犯事，脸上刺了金印发配，看来对人犯的施虐行为，到唐宋，到明清，还在沿续。这种远古时期留下的残忍的恶行，像基因一样，在国人的血管里流动着，一遇机会，就会爆发出来。要不然，“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怎么想起给走资派挂黑板，戴高帽，剃阴阳头，往死里折磨呢？不学无术的造反派，不可能从史书里得到启发，很大程度上是血管里的基因在起作用。
司马迁“下与理”，大约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还要小一点，正是泡吧泡妞的好年龄。但他只能在“蚕室”里泡了。颜师古注《汉书》：“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在没有麻醉剂，没有消毒措施，没有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药的情况下，按住司马迁，剥掉裤子，割下XX，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的一篇《病后杂谈》里说到：“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先生认为宫刑，只施用于男子，事实并非如此，据《孔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女子也要受宫刑的。
话题或许离司马迁远了些，然而，若不知道中国旧时的统治者，和未成为统治者的起义军的领袖，那种把人之不当人待的残忍，也就无法理解司马迁之愤，之怨，之惨，之悲哀了。
〈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一个裤裆里空空如也，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他的男根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使。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玩意儿，是狗男女，更是侮辱。司马迁，这位关西大汉，若是允许他用土话骂街，肯定会仰天大吼：“这个鸟官，对我来讲，管个球用？”
他给故人益州刺使的信中，对他“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的被宫，痛苦之极，羞辱之极，简直没法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种可耻的刑法，施之于他这样“士可杀不可辱”的文人身上，那是无法接受的。他由不得不大声疾呼：“是余之罪也乎，是余之罪也乎！”作为家学渊源的太史令，过着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
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过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然而，他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发愤著书。
记得在七十年代，文革狂飚，已是强弩之末，屠灭文化，也是中气不足，一些古籍，部分解禁，内部购书，网开一面。于是，我有可能一本一本读司马迁这部不朽之作，边读边也不禁惶惑。司马迁被宫之后，肯定下体溃散，阴部朽坏，脓血迷漫，恶臭糜烂，他坚持完成这部〈太史公书〉
，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但是，在敬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时，不由想到，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当人待，把你的XX割掉，让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还有什么必要，替这个狗屎皇帝，尽史官的责呢？
后来，我明白了，这固然是中国文人只弱，但也可能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强。
连我这等小八腊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右派”岁月里，还曾有过数度愤而自杀的念头呢！因为那些王八蛋作践得你实在不想活了。那么，司马迁，这个关西硬汉，能忍受这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日子吗？他显然不止一次考虑过“引决自裁”，但是，真是到了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刹那壮烈。一时的轰轰烈烈，管个屁用？
因此，我想：
他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力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
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活着，哪怕像孙子，像臭狗屎那样活着，也要坚持下去。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见分晓的。你有一口气在，就意味着你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胜出机会，干嘛那样便宜了对手，就退出竞技场，使他获得百分之百呢？
他不死，他要将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他早预计到，只要这部书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圣；他更清楚，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搔”的他，在历史的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所以，他之不死，实际是在和汉武帝比赛谁活得更长久。
越来越昏庸的刘彻，已经完全走向了反面。唐朝司马贞在〈史记`孝武本记第十二〉后的〈索隐论赞〉中，评价他“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民不聊生，俯观赢政，几欲齐衡”，认准他是和秦始皇一套号的人。而南宋洪迈在〈容斋笔记‘人君寿考〉中说：“汉武末年，巫蛊事起，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
被宫的司马迁，会看不出这位宫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人吗？他在〈孝武本记第十二〉里，对这个一辈子信神弄鬼的刘彻，无不幽默地作了个总结：“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糜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这位“英主”真面目，在他笔下，一层层地揭露了个底朝上。按中华书局出版的有顾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纪，共49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19段，涉及封禅祭礼者12段，两者相加31段，字数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对于司马迁坚持不死，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也不死，有一口气，还要著〈史记〉的私衷，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东汉的王允。在〈三国演义〉里，用连环计干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处决另一位书呆子的蔡邑时，旧事重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
王允明白，虽然，文人是极其脓包的，统治者掐死一个文人，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是，极其脓包的文人，凭借着那支秃笔，却能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淫君，一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和唾弃。
到底谁更强一些呢，谁更弱些？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衡量，还真得两说着咧！
司马迁必须活下去，只有活得比刘彻长，哪怕长一分钟，一秒钟，这个能宫他XX的皇帝，就再无可能宫他的不朽之作，现在，略输文采的汉武帝终于真正输了，终于走向死亡，而在精神上彻底升华了的司马迁，此时此刻，那个早已不是他的，还给他带来羞辱的肉体躯壳，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这位史圣，遂不知所终地在人间蒸发了。
生年不祥，卒年更不祥，这或许是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给后人的一笔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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