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赵氏灭族案的叙事看司马迁的话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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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族，从词源的角度来分析，应该起源于远古部落的兼并斗争，从此，人类开始弱肉强食，相互残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生存斗争中开始广泛应用。灭族作为一种宗族惩罚形式而传承，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并逐渐演变为刑罚。族权和极权相辅相成，并以灭族制度为基础不断强化。中华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个粘满血污的事实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史记·赵世家》比较系统地描述了春秋时期赵氏族灭一案的大致情况。关于赵氏灭族的史实，《国语》、《春秋左氏传》和《战国策》等史册有过零星记述，司马迁根据这些典籍资料进行概括整理而成，所以当代著名史家杨伯峻称司马迁“全采春秋战国异说”。杨氏的话外音无非是想传达，司马迁关于赵氏族灭一案的细节铺陈不足采信。

赵氏灭族的起源


《史记》记载，赵氏与秦共祖，因事周朝颇有战功封于赵城，所以称为赵氏。后来赵氏子孙叔带离开昏庸无道的周幽王前往晋国，侍奉晋文侯，在晋国落地生根，直到赵夙，赵氏在晋国各种贵族势力中才崭露头角，后来才有了参与三家分晋的资本，战国七雄之赵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赵衰是赵夙的孙子，《国语》记载，赵衰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礼贤下士。赵衰是晋国大夫，因封邑在原，又称原大夫，晋文公时主持晋国国政。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大夫在公卿行列，地位仅次于王公贵族。赵衰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得益于他在晋国前期公族内部的权争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进一步奠定了赵氏的贵族地位。赵氏灭族案的隐患正是起于赵衰角色上的转换。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依”。晋献公时期，骊姬争宠，掀起了晋国公族内部的权力之争。晋公子重耳为了躲避迫害，携近臣和门客数十人出逃，赵衰以家臣的身份追随重耳奔命于翟、秦、齐、楚等国，为期十九年，历尽劫波，赤胆忠心，终于助其重拾权柄，登上国君的宝座。晋文公能执掌政权，赵衰功不可灭。


在以骊姬为出头鸟掀起的权争之中，真正的赢家是重耳。从重耳出逃前夕到他回国二十年间，先后四位有可能执掌晋国公族权力的公子都死于非命。晋献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太子申生被骊姬逼迫自杀，二十二年，重耳预料大难临头，仓皇出逃。献公二十六年，骊姬子立为储君，不到三个月被大夫里克所杀。同年，骊姬妹的儿子悼子立为储君，也被里克直接杀死于朝堂之上。尔后公子夷吾拥立为惠公，重耳与夷吾的母亲同为翟女，是同胞姐妹，惠公总算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十四年国君生涯；惠公死后，太子圉继位，不到四个月，朝臣与重耳合谋，大夫栾枝、郤穀将其杀死，重耳终于铲除了最后一个对手，当上了国君，史称晋文公，从而跻身春秋五霸之行列。赵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由此可见，当时赵氏贵族的兴衰荣辱与重耳的命运息息相关。晋献公共有八个儿子，重耳的势力最为强大，背后离不开赵氏家族的鼎力支撑。诸公子的争斗是表面现象，日益强大的卿大夫们为坐大各自家族势力而相互倾轧才是实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