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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业追尼父
千秋太史公
——中华史圣司马迁
一、引子
龙门有灵秀，
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
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
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
千秋太史公。
在陕西省韩城市著名的名胜旅游景点——汉太史司马迁祠，人们至今可以看到当代文化巨匠郭沫若所作的这首五言律诗。诗写得十分大气，感情豪放，书法也显得遒劲有力，对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评价有其卓越的识见和强烈的感染力，从文化意义上高度赞颂了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永垂不朽的业绩和无比崇高的人格力量。
二、龙门有灵秀
司马迁(前145—前91?)，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即今陕西省韩城市高门原人。
关于太史公司马迁的生年，有两种最为流行的观点，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之说，以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代表；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的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两种说法刚好相差10岁。本文采用前一种说法。关于司马迁的生地，学术界也有芝川、华池、高门、龙门砦、夏阳城五种说法，其中以“生于高门”较为可信。但不管哪一种说法，司马迁生于韩城市南20里的芝川、高门一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可知，司马家族最早可追溯到颛顼帝时的重黎氏。在我国古史传说中，颛顼又号高阳，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重黎氏被颛顼帝委派执掌天文、祭祀等等，直到尧、舜、禹夏、殷商各代，仍然世世代代承袭这一职务。到了周朝，重黎氏的后裔有个叫休甫的武将，被封于程地，得为伯爵。周宣王时，他担任司马之职，以军功被周天子赐姓司马。从此，全族人改姓司马，仍然世代掌管周王室的国史。世典周史的司马氏家族，由于时代动乱，史职中绝，于周惠王、襄王在位的时候离周去晋，后又因晋国内乱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秦国的少梁（今韩城芝川）定居，这就是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名将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也是其祖先中有名姓可考的第一人。
司马错与张仪当年曾就伐蜀问题发生争论，他说服秦惠王出兵讨伐攻占蜀地后，担任过蜀郡太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作为秦国大将白起的部下，参加过著名的长平之战，后来与白起一块被秦昭王赐死于杜邮（今陕西咸阳东）。司马靳归葬华池。他有个孙子叫司马昌，作过秦始皇时的主铁官。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作过汉市长，负责京师长安某个商业区内的商品交换活动。司马无泽的儿子叫司马喜，也就是司马迁的祖父，于汉初曾得到“五大夫”的爵位。尽管司马氏家族自八世祖司马错以来日渐衰落，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却在汉武帝初年重振家声，又作了太史令，职掌天时星历，记录并管理朝廷的文献典籍，是一名官阶不高、可本人又特别看重的史官。中断了将近三百年的史官世家传统，在司马谈、司马迁手中得以恢复。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的家世和学术渊源对他修《史记》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对于司马迁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学者。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中，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以完全肯定的态度和语气充分赞扬了道家学派，表明了他本人的黄老思想色彩和倾向。司马谈作了太史令之后，为了供职的方便，便移家长安，司马迁也随之住在京师附近的茂陵显武里。在此以前，年纪幼小的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在地灵人杰的故乡韩城帮助家庭放牧牛羊，做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过着田园式的童年生活；同时开始学习文字。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
“籀文”和“古文”等古代的文字，并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得到名师指点，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年甫弱冠，司马迁便成为通晓当时主要学问的青年学者了。
三、江山入怀抱
在博学多识的父亲精心培育下，司马迁迅速地成长起来。二十岁那年，风华正茂的司马迁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之旅——壮游大江南北。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这样写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从这段话，我们知道了司马迁这次游历名山大川的基本路线。他从京师长安出发，往东南进发，出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经过南阳（今河南南阳），到达长沙。在汨罗江边，司马迁凭吊屈原，为伟大诗人刚直不阿、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所感动，同时为也屈原和汉初名士贾谊的不平遭遇感到深深的悲哀。他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一次升华。凭吊屈贾两人之后，司马迁溯湘江而上，往南来到零陵郡营道县（今湖南宁远县）境内的九嶷山，寻访禹舜的遗迹。据说当年帝舜南巡，因操劳过度病死于此。老百姓感念舜的恩德，将他安葬在高高的九嶷山上。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听到这一噩耗，千里迢迢前来哭祭，以至于伤心的两眼哭出血来。血泪洒在青竹上留下斑斑泪痕，从此这里就有了斑竹。司马迁从长沙溯江而上考察九嶷山，显然是被舜帝和娥皇、女英的美丽传说所吸引。
司马迁“浮于沅、湘”之后，顺长江东下，登上庐山，考察大禹疏导九江的传说。为了寻访到关于大禹治水的材料，司马迁继续沿江东下，直奔东海之滨的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据说大禹治水后曾在这里会见各路诸侯，计功授爵，所以把这儿称为“会稽”。传说大禹死后就葬在会稽山，并留有许多遗迹。司马迁细细寻访，亲自上到山上探看“禹穴”，搜集到不少有关大禹的故事，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
会稽一带还是吴、越故地，吴王阖闾、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仍广为流传。探“禹穴”后，司马迁来到吴县，登上了姑苏山，远眺五湖的秀丽景色，凭吊吴王夫差、春申君黄歇的遗迹。领略吴越旖旎的江南风光和历史遗迹之后，司马迁渡江北上，首先到达淮阴，走访当地父老，探听有关韩信的故事，并参观韩信母亲的葬地。他离开淮阴沿泗水北上，到达当年鲁国的都城曲阜。这里是孔圣人的故乡，当司马迁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孔夫子的庙堂、车辆、衣服、礼器和读过的许多书籍，目睹了儒生们演戏礼仪的情景，流连徘徊竟至久久不忍离去。沐浴了鲁国的儒风，他又踏上齐国的故土。在孟子的故乡邹县，他停留下来，游览秦始皇曾经刻石颂德的峄山，并在这里学习饮酒、射复的礼节。由邹县往南，他到了孟尝君田文的封地——薛城故地（今山东滕县东南），看到这儿有不少豪强的年轻人，感受到当地的风气与邹县、曲阜一带迥然不同。经过深入了解，他才知道产生这种风气乃是由于战国时孟尝君善于养士的缘故。齐鲁礼仪之邦的亲身体验，使司马迁对心仪已久的孔子、孟子和他们的儒学有了更深的理解。
司马迁接着去的地方是西楚霸王项羽建都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和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一带。站在当年楚汉相争的古战场，想见多半发迹于此的汉初众位英雄人物，楚汉之际的龙虎风云不由得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这儿的历史资料太丰富了。司马迁认认真真地考察、收集楚汉战争以及汉兴以来的历史情况，收获颇丰。司马迁“厄困鄱、薛、彭城”以后，往西行至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经过秦灭六国和楚汉相争的战火硝烟，大梁已经失去昔日的繁华，成了一片废墟。司马迁看到眼前的惨状，回想魏国灭亡与信陵君被毁的原因。他特别留意搜集有关信陵君的故事，寻访到大梁城的东门即是侯嬴当时所看管的夷门，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当年窃符救赵时就是在这里牵马驾车迎接看门人侯嬴的。
在河南境内，司马迁还来到箕山（今登封县东南）瞻仰传说中的高士许由的坟墓，然后经洛阳、函谷关而回到京师长安，顺利完成了这次文化意义上的长途漫游。
四、出使西南夷
司马迁远游归来不长时间，汉武帝下诏择“博士弟子”。他作为一名世代供职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参加了考试且成绩优秀，被选为高弟，在太常孔臧的奏请下，司马迁正式入仕，被选进朝廷作了一名小小的郎中。作为“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侍卫和随从，他忠心耿耿地跟在汉武帝身边四处巡游，参加各种祭祀大典，先后到过雍（今陕西凤翔县）、河东（今山西夏县北）、汾阴（今山西万荣县）、洛阳、陇西、崆峒山、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甘泉等地，熟悉了各种礼仪制度，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为以后撰写《史记"封禅书》等篇章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崆峒之行回来不久，次年即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天，司马迁就被汉武帝委派为特使，出使西南夷。因为汉朝经营西南，前面已经作了很多工作，并在南越国灭亡后在巴蜀以南设置牂牁郡、越隽郡、沈犁郡、汶山郡、武都郡加强行政管理。由于汉武帝对新设的几个郡不完全放心，急需派人代表政府前去视察、安抚西南少数民族。35岁的司马迁承担起了这个特殊的使命。他以郎中将的身份从长安出发，取道褒斜入汉中，先到巴郡(今重庆以东地区)稍作休整，参观大文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遗迹，领略了“天府之国”
丰富的物产和奇异的风土人情；跋山涉水再到沈犁郡、越隽郡，不仅巡视了邛、笮等地，传达皇帝旨意，安抚地方酋长，参与征略活动，最远还到达昆明、大理一带，体察少数民族的社会治安和民族风情。据当地文献记载，司马迁在云南还设立学堂，阐述过学术问题。出使西南夷历时将近一年，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司马迁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任务，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
就在司马迁风尘仆仆赶回京城长安后，却得知父亲司马谈跟从汉武帝去泰山封禅，病倒在洛阳了。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立即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探望父亲的病情。元封元年(前110年),
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这在那时被认为是千载难逢的盛典。身为太史令、又亲自参与了大典典礼的设计与制定的司马谈，却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司马谈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见到司马迁出使西南归来，
奄奄一息的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们家的祖先从上古到周朝，一直担任史官一职，立功扬名于天下。后来虽然衰落，但我又担任了太史令。我因病不能侍从天子去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这都怪我的命运不好……现在我朝强大兴盛，天下一统，上有贤明的君主，下有众多的义士忠臣，他们的事迹都很感人。我虽身为史官，却没有把这一切都记载下来，心里感到十分不安。我死后，你一定要继任太史令的职位，就能继承祖宗的事业了。”司马迁流着泪说：“孩儿虽然缺乏才能，但一定要把您所整理的历史旧闻都编写出来，不敢有半点缺失！”
司马谈讲完自己毕生的追求和对儿子的衷心期望之后，溘然与世长辞。
由于出使回来还没有给皇上复命，司马迁安顿好父亲的后事，即刻启程赶往泰山面见武帝并参加了封禅大典。封泰山后，司马迁又随汉武帝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巡辽西（今河北庐县），达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行程一万八千里，对中国北方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泰山封禅的第二年，即元封二年（前109年），司马迁又扈从汉武帝来到濮阳的瓠子口，参加了负薪塞河的浩大工程。汉武帝泰山封禅，东巡海上，在各地祭祀山川，想起二十多年来祸害淮泗十六郡的黄河瓠子决口，就先命汲仁、郭昌征发数万民工去堵塞决口，并亲临塞河工地，举行祭河大礼，沉白马玉璧，然后命令文武百官和侍从都去背柴塞河。为害多年的瓠子决口被堵上了，汉武帝为纪念此事，在新堤上建起了“宣房宫”，又作了两首《瓠子之歌》。司马迁曾亲自参加塞河工程，悲壮、苍凉的《瓠子之歌》使他颇受感动，后来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五、继任太史令
元封三年（前108年），即司马谈逝世后的第三年，38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实现了他父亲的遗言。这也成了司马迁从事著作事业的起点。尽管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低级官吏，和部刺史、县令等官同一级别，但是司马迁却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档案馆孜孜不倦地阅读皇家藏书，研究整理各种史料。
担任太史令期间，他仍然像当郎中时一样，经常扈从汉武帝到各地巡狩、封禅。从元封四年到元封六年，司马迁就随武帝先后北巡两次、南巡一次，正如他在《封禅书赞》中所记述的：“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从二十壮游到在朝廷为官，多次跟随皇帝四处巡幸，司马迁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汉朝疆域内的山山水水，到达过东南、西南、中原和西北等地区，他广泛接触了各阶层的人们和他们的现实生活，实地考察收集到许多文献中所没有的资料。并且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开阔了胸襟和眼界，培育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于太史令职务的原因，元封七年（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因为汉初的“无德说”“三统说”颇为盛行，但是当时由于经济状况不允许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推行一套新的制度。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平定匈奴、南越，四处封禅等手段，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西汉王朝的统治达到了一个颠峰时期。这种情况下，改制就成了一种必然。而在所有的改制中，最大者莫过于历法。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所说的：“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日月的运行，四时的分节，这都是上天的行为；王者易姓而兴，改朝换代，是顺应上天的意志，改变正朔，就可表明自己是顺承天意，能不慎重吗！
元封七年（前104年），司马迁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建议汉武帝修改历法。在召集大臣们商议后，武帝就正式命令司马迁、公孙卿、壶遂等共同主持制订汉历。为求精密起见，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有星占家唐都、历算家邓平以及专门官员、方士落下闳和民间精通历学者共20余人参加的改历班子。经过众多专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推算，终于制订出新的授时历——《太初历》。新历经验算、实测，结果令人满意，于是汉武帝下令颁行全国，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
《太初历》纠正了《颛顼历》累积的误差，它算定一月为29日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相当精确；一改过去以冬至月（今阴历十月）为正月的旧历，以建寅之月(今阴历正月)为正月，称为“夏正”。这不仅仅是孔子“行夏之时”理想的具体化，更重要的是这样更能反映农业季节的变化，符合人民大众的需要。以阴历正月为岁首的原则，两千多年来支配着中国人民的时间观念，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改用阳历为止。《太初历》还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设置朔晦、闰月、五星、交食周期等，具备了后世历法所具有的各项主要内容，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古代历法，是巨大的科学成就，在历史上是一大贡献。
《太初历》正式颁布后，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司马迁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伟大事业，即正式开始写作《太史公书》即后来的《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四十二岁。
六、为李陵辩护
改历之后，那种太平盛世的气氛，使司马迁仿佛感到实现父亲的遗愿的时机到来了；感到作为孔子的一个继承人，写作《春秋》那样一部伟大著作的时候到来了。他决心作一番不朽的事业，成为继孔子之后又一个有成就的人。
正当司马迁潜心著述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发动了一场对匈奴的战争。他派遣当朝国舅、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领三万骑兵主力，从酒泉出发进攻天山一带的匈奴右贤王；同时，又派骑都尉李陵率兵从居延（今甘肃额济纳旗东南）向北出击，以便分散匈奴的兵力；派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奔西河以截断钩营之路。李陵率五千壮士出居延北行三十天，到达指定地点浚稽山扎营，结果，在这里与匈奴军队遭遇。单于用八万骑兵包围李陵的五千步兵，经过八昼夜的残酷战斗，李陵杀敌过万。在弹尽粮绝又得不到主力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发出“吾不死，非壮士也”慷慨悲歌的李陵终于在力战之后，兵败被俘。其实，当时李陵只是被俘，并没有投降。
李陵战败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长安，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正好武帝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为了宽慰皇上之心，他便直言陈说李陵兵败实在是出于无奈，像李陵这种“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去予以，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国士名将，一定会像他的祖父飞将军李广那样，在以后的日子里伺机报答汉朝的。不想，司马迁这种刚直不阿、仗义直言的一番辩护，却引得武帝龙颜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谴责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无能和没有及时援助。司马迁就这样获罪，被逮捕下狱。
其实，汉武帝亲自发动并精心部署的天汉二年对匈奴的这场战争，结果以全面失败而告终。因为李广利率领的三万主力被围困得几乎不能脱身，兵卒损失十之六七；因杆将军公孙敖出兵西河与路博德会合涿邪山，也毫无所得。只有李陵还与敌兵打了一场硬仗，虽损失四千多将士，却杀敌近万人。
司马迁下狱后的第二年，汉武帝似乎有所悔悟，于是一面赏赐逃回来的李陵的部下，一面又派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迎接李陵。不料，公孙敖无功而返，并将李绪为匈奴练兵的事儿安在李陵的头上。武帝听完奏报，雷霆震怒，立即下令杀了李陵全家，并将司马迁判了个“诬罔主上”的罪名，处以死刑。在这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司马迁考虑到编著《史记》的大业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自己又家境贫寒拿不出五十万钱赎罪，最后只好接受了极为残酷的宫刑，挣扎着活了下来。
在整个李陵事件中，根本不存在司马迁为叛徒李陵辩护的情形。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李陵天汉二年九月出兵，十月被俘，直到一年多以后汉武帝处死了他的全家老小，迫于无赖才投降了匈奴，时间应是天汉四年。因此说，司马迁天汉二年年底为李陵辩护时，还不存在李陵投降匈奴的问题。司马迁其实对李陵事件的判断是正确的，对这次战争的评判也是正确的，只是由于他的拳拳之忠、款款之愚刺到了汉武帝的痛处，于是被加以“诬上”、“沮二师”、“为李陵游说”的罪名，并于天汉三年下“蚕室”遭受腐刑。实际上，“诬上”是司马迁遭受腐刑的主要原因，“沮贰师”是借口，“为李陵游说”是导火线。
七、潜心修史记
对于司马迁来说，“李陵之祸”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遭受宫刑更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是对文化人人格和尊严的极大摧残，这种耻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又想到自己费尽心血著述的史书还没有完成，不应该轻于一死。终于，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往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在极度痛苦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决心“隐忍苟活”，于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摧残，“就极刑而无愠色”，最终完成了传世巨著《太史公书》。
司马迁在狱中被囚禁了四个年头，于太始元年（前96年）遇大赦出狱。之后，被委以中书令的重任。尽管中书令名义上比太史令职位高，主要负责将皇帝的诏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疏呈给皇上，是很接近皇帝的重要官员，可谓是“尊宠任职”，但是实际上只是“扫除之隶”、“闺阁之臣”，与宦者无异，为士大夫所轻贱。可是，司马迁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中书令任上，最为牵挂的就是他的著述工作。从太始二年（前95年）到征和元年（前92年），司马迁除了侍从汉武帝巡幸各地，就是抓紧时间赶写《史记》。因为，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趣，只是一心一意撰写《史记》，以忍辱负重的坚强信念来战胜死亡和痛苦，通过继续修史来回答人生的疑问以及命运的挑战。
太始四年（前93年）四、五月间，司马迁的好朋友任安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认为他在皇帝身边，容易进言，希望能有所作为。事隔不久，任安因为著名的巫蛊案而犯罪。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司马迁得知任安可能年底要受死刑，就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在信中，司马迁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这篇包含愤郁感情的自叙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司马迁毕生努力的宏伟事业——《史记》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时司马迁五十五岁。
八、司马迁之死
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今天能够知道的重要作品就是《报任安书》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和其生年一样，在学术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看法，是一个千古之谜。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书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陈寿《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载：“帝（曹丕）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阅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记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史迁也。’”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语中叹息说：“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桓宽在《盐铁论"周秦》篇言道：“一日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戾太子刘据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翦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人，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涉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
《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专访，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以上种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1、王国维的“景帝中元5年（前145—前86），60岁说”，见1923年刊印的《太史公行年考》一书。
2、张惟骧的“武帝元光6年（前129—前88），42岁说”，见1928年刊行的《太史公疑年考》一书。
3、张鹏一的“景帝中元5年（前145—前74），72岁说”，见1933年刊印的《太史公年谱》一书。
4、郭沫若的“武帝建元6年（前135—前84），52岁说”，该观点见1955年《历史研究》杂志刊登的论文《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5、吉春的“汉景帝中元5年（前145—前91），55岁说”，见三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司马迁年谱新编》一书。
不管哪一种说法，总之司马迁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一生与武帝相始终”，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研究。
司马迁被封建专制的巨浪吞噬了，但是，他用生命、智慧和血汗完成的历史巨著《史记》却在不久的将来遇到了脱颖而出的天机。他有一个女儿，嫁给官至丞相的华阴人杨敞，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杨忠，一个叫杨恽。杨恽从小聪明好学，尤其喜爱读外祖父写的《史记》，长大后因功被封为平通侯。他在汉宣帝时上书，使《史记》公布于世，重见天日，以至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标。
司马迁有没有儿子，他的儿子是不是叫做司马临、司马观?汉代的典籍没有明确记载。但从《汉书》中“求封迁后，为史通子”和《西京杂记》云“不复用其子孙”的话来看，司马迁应该是有儿子的。清朝康熙年间，韩城县知事翟世琪在《重修太史庙记》中明确提到司马迁的两个儿子的名姓以及史通子的生平。康熙十年五月（公元1671年），翟世琪又写了《太史公世家考》碑文，对司马迁的家世进行考辨，并对其世系、奉祀生员沿革、司马改姓之后的家谱及华阴杨姓迁韩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加以推理，详细记述了司马迁后代易姓的来龙去脉。
今天，在司马迁的故乡韩城高门、华池、徐村一带，分布着司马家族的后裔。华池村的马姓自认是司马迁的后人，而徐村的冯、同二姓供奉一个祖先牌位，相互不能通婚，并说他们改姓的原因是害怕朝廷查抄《史记》和司马后人，才将司马二字分开，长门在“司”字左边加上一笔，成为“同”；二门将“马”字左边加上两笔，成为“冯”。就连村名原本也叫做“续村”，意思是“高门之续”，用以说明“续村”是在继续毁于大地震的高门村司马迁的家族。后来因为读音发生转移，现在成了“徐村”。
九、巨著耀千秋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史记》按以上这五种不同的体例，并通过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史记》中，“本纪”部分除《秦本纪》外，主要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一部《史记》，不仅仅是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三千年的历史，不仅仅是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的纪传体修史体例，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熔铸了更多思想的光焰；他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博大宏富的不朽的文化遗产。《史记》——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以其自由奔放的精神品质彻底震撼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她那响亮的音律成了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千古绝唱，并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感染着每一个后来者；也为它自己赢得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崇高评价。
原载《渭南历史名人》一书，200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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