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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观7：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
陈应发 摘自《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一书
伟大的史学家，东方文明的奠基者，现实中却是一个受“腐刑”冤辱者。
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大臣们却都纷纷归罪李陵，司马迁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为李陵辩护。结果，司马迁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受到腐刑处罚。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他看来，一切耻辱，“腐刑极矣”！他痛不欲生。但是，又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明不白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于是，司马迁以“身残处秽”的生命，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我国第一部纪传史，书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笔！他饱受磨难，但他伟大而崇高，令后世人所敬仰。
1、司马迁的道家情节
司马迁不仅是个伟大的史学家，《史记》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没有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没有东方文明。司马迁还是黄老道家的崇拜者，他在《史记》中引述其父司马谈（西汉太史公史）《论六家要旨》的论述，对先秦学派其它五家都有精僻的批判，唯一高度夸奖道家集六家之长，是事半功倍之术，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反过来批评儒家牵强附会，劳而少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并不仅仅被动的记叙历史，他还对治国之道、经济发展、市场交换等特别重视，在《史记》中设置《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专项史，这本身就有些不同寻常。司马迁是道家的崇拜者，这些经济发展思想的其实是对道家学说的发扬和光大，可以作为道家的经典之作，为今天研究道家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当今世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成为普世文化而蓬勃发展，让人惊诧不已的是，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自由经济思想，堪称自由经济的先知之作呀。
2、《货殖列传》的市场自然调节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单独设立《货殖列传》，阐明经济及市场发展的规律，货殖指市场交换增值的意思。司马迁认为市场交换，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发展的，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约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篇就讲述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例子：“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文字大意是：北方、东方、南方、西方，生产的物产各不一样，北方有牦牛，有畜牧业，东方有渔盐，有各种木材，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看司马迁的说法：“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能各凭其能，各竭其力，各满其欲。所以，贱货能贵卖，贵物能贱买。人们各经其业，各从其事，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无休，不招自来买卖，不求自出交易。这符合大道，也是自然调节的证明。”
司马迁既重视生产，又重视流通，提倡农、虞、工、商平等对待。他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反映了农、虞、工、商的生产和经营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农、虞、工、商的作用，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
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在《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即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其《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低流之水”，并通过重农经济学派影响了斯密。
3、《货殖列传》的非干涉主义思想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论“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都一样的。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货殖列传》）
司马迁认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是合理的，因此要顺其自然。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在此，司马迁提出著名的治国思想：“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货殖列传》)。这就是著名的善因论，意思是说，最好的治国方式是因循自然，其次因民之利投其所好，其次以教化堤防之，其次调控统一，最差官商官营与民争利。司马迁伟大之处的又一证明，是该文还指出老了“因循自然”的治国之道，比现代西民主政治讨好选民的政策还要好一个等级。
4、《平准书》的有限政府论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以观察因循自然和与民争利政策的差异。《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在《平准书》中，司马迁对从汉初到汉武帝由盛到衰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汉武帝时，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在京都置平准令，调度天下货物流通，名曰平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讥讽桑弘羊这种“与之争”政策是公认的。
司马迁在《平准书》，高度称赞汉初推行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因之”政策的结果，描述了“因之”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富足安定与繁荣昌盛，铜钱多的没线穿而没法数，粮食多的没地放而腐烂。他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全。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司马迁提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权的适当干预政策。当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平准书》接着又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併；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干预是防止少数豪徒为非作歹，这就要制法律和法规，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权，保护自由权的含义不太明显。可见，司马迁太伟大了，这与现代自由经济、有限政府、“守夜人”等理论中提出政府职能仅仅局限在“生命、财产、自由”三种权利，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在《平准令》中，嘲笑桑弘羊官商官营的与民争利的政策，让天下人陷入赤贫，他说：“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些官商垄断的结果，“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商人亏本归农，商贾归农带来的是经济萧条，国家富足了，人民却贫穷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另据《汉书》记载，铁官营后镰刀割不动草，官府就摊派。汉武帝后期，华夏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人复相食”，人口减员过半，到处是死人，白骨成堆。司马迁借卜式之口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实际上也代表了司马迁自己的心声。
司马迁发出了“烹弘羊”的怒吼，完全不亚于他在《史记》中对夏桀发出“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诅咒。有的论者认为，司马迁宁肯给酷吏立传而不给桑弘羊立传，此事殊不可解。近代中国军阀混战，人民多灾多难但人口还是在增长，而汉武帝统治下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可见饥饿的程度如何触目惊心，要不汉武帝这样宁负天下人的暴君，怎么会颁《轮台罪已诏》向全国人民颁诏谢罪。大致在司马迁看来，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当亦非廉洁之士；酷吏虽酷，其间却不乏清正之人。两相比较，兴利之臣实不如酷吏多矣。这就是司马迁不为桑弘羊立传而只在《平准书》诅咒其行事的原因。况且，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事耗资巨大，国力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参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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