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会欣赏司马相如吗（5）贵思易妻，文君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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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其人其事——贵思易妻， 文君断肠




俗话说：富易友，贵易妻。一般来说，取富贵而轻贫贱之交，居高位而厌糟糠之妻，是人之常情。没办法，外界的诱惑总是那么难以抵御，在具备了尝试诱惑的条件后人们往往难以把持。只有重道德、讲修养、怀恩念旧的君子才能摆脱资格这种嫌贫爱富、喜新厌旧的小人心理。所以“贵不忘本”、“心念旧恩”的人大都受到人们的称道和传颂。




可惜司马相如不是君子，而且他也确实有一定的“苦衷”——苦苦追求文君并不是出于爱意，而纯粹是为了骗取卓家的财产而施展的一场“美男计”而已。这场轰轰烈烈的“骗婚”事件肯定没少受到同乡们的讥诮，而其“软饭王”的行径更是为岳父全家所鄙视，这些因素都会大大伤害到“名士才子”的自尊心。所以，在原本就缺少爱情基础的婚姻上，又掺杂了这许多微妙的心理因素，相如和文君的感情不和谐是在情理之中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春秋时期郑国的世子忽不惜痛失强援而坚决不肯娶齐国的美公主文姜，现代的歌星窦唯不顾歌后王菲的“富贵贤淑”而坚决要离婚，都是男人的自尊心在作怪。扭曲的自尊心多是由强烈的自卑感造成的，在这一点上，相如的情况尤为典型。




随着时来运转，苦尽甘来，相如终于依靠自己所得意的才学而不仅仅是靠IQ取得了成功，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成就感是多么地强烈。长期压抑的自卑心理一旦被自信和自尊所取代，经常会使人产生一种类似于“报复”的快感和欲望。一般来说，气量狭窄的人往往会将此“报复心”错误的转嫁给无辜的“恩人”——因为是他们的“施恩”加深了自己的自卑，所以会有“给一口是恩人，给一石是仇人”的警句——因此，相如当时的心态很可能就是如此：我不需要卓家的扶持一样能出人头地，我娶文君是你卓家的福气，而不是占你便宜！这样一来，文君就成了相如的迁怒对象，使得原本就存在瑕疵的婚姻变得更加危机四伏。




更要命的是，高官厚禄、才名远播，而且是独处京城的相如必然会受到众多“粉丝”的追捧和各个方面的诱惑。相对于在“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甚至连来自娘家奴仆都不见得尊重自己的成都老家，这些追捧和诱惑自然是相如渴望已久而且倍感舒坦的“应有之义”。可以想象，这时的相如，身边绝对少不了才貌双全且对其倾慕不已的“红颜知己”，也绝对少不了歌僮舞女、倚红偎翠的“上流生活”，而这些都是在从前、在家里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当是时也，乐得撒花、心如野马的相如不用多加比较，就能轻易地明确自己的感情倾向——“此间乐，不思蜀也”。




于是，乐不思蜀的相如既不愿回家，也不愿把文君这个“监军”接来京城，而是自顾自地享受生活，一下子就是几年。还好当时是《手机》中的费墨先生非常神往的农业社会：既没有“苛刻”的一夫一妻制，也没有手机、互联网等通讯监测工具。因此相如的这些表现既不会被文君了如指掌，而且文君享有着“夫人”的地位也不会太过紧张老公的“花心”。所以，尽管文君饱受相思之苦，但也对付着将就下去了。




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司马长卿过着“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生活还不知足，他想要休妻，与文君离婚，好和与自己情投意和、对自己敬若神明的“粉丝佳人”长相厮守——看来相如还是一个很重视婚姻感情纯粹性的情种。否则，在那个可以三妻四妾的“男权时代”，完全可以通过纳妾、纳宠，娶如夫人等具有普适性的渠道来解决“一山二虎”的问题，大可不必像今天这样只能够“除旧迎新”，“治一经损一经”，白白制造出无数家庭悲剧。当然，也有可能是相如始终难以克服在文君面前的自卑感——优秀而贫寒的男士在与富家女子的结合中，大都是貌似强势，实则自卑，因此有“女婿无能则笨蛋，优秀则易变”的择婿难题；因此司马光有“娶媳择小户，家女择豪门”的家训。所以，既对文君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芥蒂，同时也不太敢于公然改革权威体系，在家庭感情中实行“求同存异”的竞争机制，在这样的思量下，相如认为还是直接一刀两断更为干净利落。




虽然如此，相如还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毕竟文君也是对他死心塌地的“红颜知己”和“粉丝佳人”，而且还为了他“背叛”娘家，共同做局挤兑老爸。这些个“女心外向”的行为都是令男人很感激的“恩情”。如果说翻脸就翻脸，不但会激起众怒，有碍“官声”，自己心里也着实过不去，免不了会有内疚自责的负罪感。在这个问题上，相如到底比不上他那英明神武的汉武大帝的气魄——对陈阿娇和卫子夫两任皇后翻脸不认人，不仅是爱弛宠衰，见了就烦，甚至还要罗织罪名，打入冷宫，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以便让这些“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女人们为自己的新欢腾腾位置。




《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有句名言：“人最大的痛苦就是良心被狗舔掉一半，还剩一半。”这话很有代表性，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既想做一个完全自利而不顾任何人的“理性人”，又克服不了道德良知的影响，从而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西方“理性人”理论和中国法家学说都在极力提倡“完全理性”，即只讲自利而不讲道德，也就是要求“良心被狗完全舔干净”，作一个“无耻者无畏”的“理性人”。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做到了这一点，古代的许多法家君臣而现代的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也都能做到这一点，可惜相如不行，在这方面和芸芸众生一样，明显欠缺火候。于是他照例陷入了彷徨不决、犹豫不定的苦恼之中。




这样过了好久，相如在痛苦的自我挣扎中终于决定要“凤凰涅盘”，重新做人，与文君分手，另筑新的爱巢。但可能是出于自惭，更可能是碍于物议，他想要耍一个小聪明，不须自己开口提出离婚，就让文君“意会”他的想法，从而知难而退，达成“自觉自愿”、低调平静的“开心分手”。于是他施展出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创作天分，给文君写了一封久违的家书。




就快要变成“望夫石”的文君，在整日感叹“云中谁寄锦书来”的期盼中，终于盼来的郎君的家书，不觉惊喜交集，愁云尽扫。可是，当可怜的文君压抑着激动，颤抖着双手把这封“救命家书”打开时，不禁呆住了——没有相思慰问的情话，没有长相厮守的承诺，更没有接去京城的交待，信笺上那优美而亲切的笔迹只铺陈着十三个大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像幼儿描红的字帖，但显然不是。




不知相如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许是个什么典故，也许是夫妻俩的闺房暗语，总之，这十三个字的具体所指我们不得而知，历代文史学家对此也无公认的定论，大家都只能感叹相如的才学和智商非常人可及，只能判断出这是故意在刁难和暗示文君——这已经足够了。




文才和智慧可能并不在相如之下的“局中人”卓文君当然一眼就能洞悉郎君的意图，但她毕竟不是等闲的女流之辈，虽然霎时间芳心如裂，柔肠寸断，但仍然压抑住满腔的悲愤和怨苦，挥毫写下了回信。信中一无撒泼谩骂的泼妇之言，二无摇尾乞怜的恳求之语，而是按照十三个字的正反顺序，作了一篇极具文采、如泣如诉的“回文书”，抒发自己的空闺之苦、思念之情和对郎君无情的怨恚之意：




“一别之后，两地悬念，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九重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该文不仅文字优美，辞句工整，更是情景交融，丝丝入扣，令人观之为其流泪，思之为其心碎。




相如总算是还有还有一点人性，看过书信之后，不禁惊叹文君的才华，更想起当初与文君的私奔出逃之情和相濡以沫之义——虽然自己是在耍心眼、使计策，但人家文君可是真心相随，尤其是发现上当受骗之后，仍然不改初衷，无怨无悔。俗话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对这样一个情深义重的红颜知己，纵然不说“士为知己者死”，但也该知足偷着乐了，如今竟然想背情弃义，实在是太也说不过去了。于是，相如思前想后，终于改变初衷，不再坚持离婚了。文君总算是凭着自己的真情和文采打动了负心郎，修成了“正果”。




当然，相如是良心发现而回心转意，还是迫于无奈而“妥协让步”；是把文君接到京城双宿双栖，还是继续让她坚守阵地而自己依旧“彩旗飘飘”，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之，相如和文君的这段“千古佳话”并不是人们所传唱的那样浪漫美好，相如对娘子的薄情寡义也使人们不禁要对他的品格产生疑问。




但不管怎样，解决了“后院失火”的家庭问题之后，相如总是得以轻装上阵，继续在官场上大展拳脚了，这也算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