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会欣赏司马相如吗（8）三代名族，家学渊博

暨慧宜

司马迁其人其事——三代名族，家学渊博




司马迁，字子长，陕西韩城人氏。与司马相如的寒门等第所不同，司马迁有着一个令人惊叹的显赫家族史。




早在周代的宣王时期，司马氏就跻身中央，成为主管历史的世家。在专制政体尚未登峰造极的先秦时代，历史是非常重要而备受皇家重视的政事之一，这主要是出于政治活动要“以历史为殷鉴”，借古喻今以制定正确政策的需要。所以，那个时代的历史记载非常重视诚信，称之为“信史”。否则，如果像后世的许多王朝为掩人耳目而刻意篡改、歪曲历史事实，那样的“殷鉴”岂不是自欺欺人、误人误己，反而弄巧成拙了？




正因为历史工作的政治意义如此之重大，对史官的要求自然也不能含糊。一般来说，史官不仅要具备优秀的文笔水平和正直的道德品格，同时还要具有勤勉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哲学素养，这样才能在交通极不便利的条件下广泛收集史料，准确、如实地记载历史事件，并加以总结、概括、评论和升华。这样经过多次加工的散碎的“事实原材料”，才能成为“即插即用”的系统理论，具有直接的教育和指导价值。这样的史官称之为“良史”。




非良史不能够写信史，非信史也不足以彰显良史，周成王时代的“桐叶封国”，晋灵公时期的“董狐直笔”等事件都充分显示了史官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历史承载政治文化的意义。因此，当时的史官绝不像今天的“历史工作者”，仅仅是做一番资料的汇集、整理就算完成任务了，既短于总结、评论，往往还要“仰体上意”，根据需要撰写、解释历史。所以，当时的史官不只是“文字工作者”，而更像是政治要员，参与各种社会治理事务，并兼任劝谏之职。因此可以说，司马家族在周代就已然是举足轻重的名门望族了。




可惜周代子孙不肖，尽管周公制定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治国方针深得民心，但是
历任国君却在自我修身方面越做越差。到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周国更是被西北少数民族犬戎所灭，结果幽王被杀，他那“一笑倾国”的绝色皇后褒姒也被犬戎的大良元帅劫走享用。虽然在诸侯的帮助下，犬戎被赶跑，太子即周平王即位，但首都镐京已被祸害得狼藉一片。于是周平王迁都东都洛阳，重新建国，史称东周。




进入东周之后，周王室的权利和威信日渐衰落，逐渐沦为“虚位元首”——这对周王室固然是件坏事，但大小数百国并立的竞争制衡格局却为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东周前半段的“春秋时期”尽管已经是“礼崩乐坏”，但也仍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明君贤臣最多、治理效果最好的“黄金期”。这还只是“虚君而未共和”的不成熟的制衡体制而已，可见权力的垄断才是政治黑暗的根本源头！




毕竟东周这种制衡局面是一种“非体制权威”的政治体系，所以也并不稳定，成王败寇仍然是无序秩序下的主旋律。于是整个国家进入到了“列强争霸”的时代，各国关系和政治秩序需要靠“霸主”们来维系，出现了“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的强弱更迭局面。周王室的权势在诸侯争霸中也变得越来越小，其影响力最终仅限于洛阳王城之内。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周王室的子孙们仍然没有“生于忧患”的进取意识，先后几代为了那一点点可怜的“家产”而争夺不已、内耗不休，在内拉帮结派、对外勾结外族，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不是仰仗先祖的威信余荫，得到了齐桓、晋文等霸主的扶持，恐怕早就被某个野心家所“渔翁得利”了。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死性不改，终于到了周惠王和周襄王时期，分别遭受了“萧墙之祸”——周惠王被边伯等五位不得志的大臣犯上作乱，赶出王城，拥立了“爱牛如命”的王子颓，还好被正想立功扬名的郑厉公拨乱反正，总算得以复位。惠王的儿子襄王更荒唐，他不听众大臣的苦谏，先是信用曾有反迹的弟弟叔带，后是老夫少妻娶了少数民族翟国的美公主叔隗。结果叔带、叔隗一见钟情，先是送了顶“绿帽子”给襄王，然后勾结翟国，联合西戎，想要“谋杀亲夫”，作一对“长久鸳鸯”。幸而襄王见几还不算晚，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打败了翟、戎，赶跑了妻、弟，捍卫了“天子”的尊严和地位。




经过了这两朝内乱，本已“政令不出王城”的周王室变得更加衰弱，中央各部委的大臣们也都自觉朝不保夕，于是纷纷寻求外援，跳槽至诸侯各国。司马家族也不例外，他们在惠王、襄王内乱之际，“政治避难”到了周天子的本家——“桐叶封国”的晋国。




可惜东周时代的中国，始终是战争的主旋律，司马家族在晋国安家还没几代，相对稳定的春秋时期就被“兼国并土，动辄斩首数万级”的更加残酷的战国时期所取代，而进入战国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三家分晋”——在晋国掌握实权的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大臣先是架空国君，然后自相兼并，最终获胜的韩、赵、魏三家公然称王，瓜分了晋国。当时隶属于晋国中军元帅的司马氏也随之迁往了魏国。




然而，战争的一个直接副产品就是分崩离析，不仅是对国家，对于许许多多家族来说更是如此。司马氏在离开周之后，家族内部发生了大分化，大宗族中的各个支派分别移民各国。令人叹羡的是，司马家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俊才辈出，大多都在各国身居高位，成就非凡。有的在秦国作了将军，有的在赵国作了剑客，有的在中山国作了丞相，有的在魏国作了文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秦国战将司马错和赵国著名剑客蒯聩及其后人。




司马错是秦惠王时期的名将，在一次商议秦国大政方针的讨论中，他力辩“战国铁嘴”张仪，主张先伐蜀拓地以自强，并亲自帅兵灭蜀，开拓了大片的丰腴之地，为秦国打下了国富民丰、傲视诸侯的基础。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秦国战神白起的部将，跟随白起屡立战功，并参与了威震天下的长平之战——大胜赵国并一夜坑杀赵卒四十万，由此奠定了吞并三晋的基础。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那一代开始弃武从文，从武将改任文官，并担任了铁官要职——在“铁血打江山，农耕安天下”的先古时期，对金属的开采、提炼、运输和使用绝对属于涉及国计民生的要务，其作用和职权远大于现在的冶金部部长。可以看出，从战国到秦朝，司马氏仍是位于中央上层的名门望族。




但是秦国的统一并没有带来长久的安定，专用法家权术的秦始皇以他严苛残酷的法律和令人窒息的高压政策，从建国初期就在全民内部埋下了土崩瓦解的隐患。嬴政死后，继承皇位的二世皇帝胡亥不改初衷，任用变本加厉的法家大师赵高，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终于，迫于严法苛政的一介布衣陈胜揭竿而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早就难以容忍政府的民众纷纷响应，一刹那间天下大乱！而奉命镇压义军的“皇军”由于作战不利，担心为苛刻的军法所不容，也先后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他们或自立为王，或联合义军，或拥兵自重，于是秦国的天下就这样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在陈胜的起义军中上层，也有司马氏的子弟，那就是武信君武臣麾下的大将，赵国剑客蒯聩的后人司马卬。司马卬在义军中战功卓著，曾率军攻占了朝歌，在项羽灭秦后大封天下十八诸侯时，因军功被封为殷王。但由于项羽在封王时赏罚不公，偏袒亲信，激起了许多义军将领的不满，纷纷叛楚自立，本就胸怀大志的汉王刘邦乘势而起，拉拢诸侯对抗项羽，于是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对峙局面。司马卬也在此时审时度势地归附了汉军，刘邦将他改封到内郡。自此，司马家族立足于汉，成为刘氏江山的开国功臣。




司马卬的后人司马毋怿曾担任西汉首都长安市的市长；司马毋怿的儿子司马喜曾任五大夫；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根据司马家族的转轨路经来看，随着国际形势从战争与对抗转向和平与发展，司马氏也完成了从军战向文政的转变。到了司马谈这一代，从周宣王到汉武帝，历时近千年后，司马氏终于又回到了家族的老本行——历史工作。这样源远流长的家族传统实在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