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会欣赏司马相如吗（11）仗义直言，惨遭毒刑

肆冇新人

司马迁其人其事——仗义直言，惨遭毒刑




应该说，李陵不仅倾尽全力，而且已经出色完成了牵制敌军、支援正面战场的任务。但是英明神武的汉武大帝却不这么想，他希望李陵战死“报国”。在李陵浴血奋战的时候，汉武帝并没有敦促援军接应，而是召来了李陵的老母和妻子，让相士观察，发现他们并没有死丧之气，于是对“还不死”的李陵深感不满。后来当李陵军逃回报知，李陵全军覆没，被擒投降，汉武帝不但毫无自责之意和怜惜之情，反而大发雷霆之怒，追究李陵留在京城的部将陈步乐，陈步乐被迫自杀。




汉武帝仍不解气，还想进一步追究李陵的“罪责”，于是在中央会议上让大臣们各抒己见，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古人说，君主谦和，才会有直言的忠臣；君主英明，才会有力谏的铮臣；君主残暴，则只会有谄媚的佞臣。汉武帝是否英明，后世的观点不一，但是在这次“李陵事件”的讨论上，却没有看到直言劝谏的大臣，大家都看出了“圣意”所向，于是纷纷落井下石，怪罪李陵战败降敌——唯有太史令司马迁缄默不言，没有附和众意。




汉武帝既奇怪又不满，于是不怀好意地询问司马迁的看法。老实正直的司马迁并没有察觉大祸临头，而是根据对李陵的判断谈出了自己的想法：“李陵对亲人孝敬、对朋友诚信、对士卒爱护，不贪财、不怕死，遇到困难奋不顾身，这些一贯的表现证明他有国士之风，这样的人绝不会是贪生怕死、卖国投敌之辈。在这次作战中，李陵以五千步卒抵抗单于的倾国之兵，力战十余天，杀伤敌军数以万计，牵制并打击了匈奴主力，这样的功劳足以抵消战败之罪。而且，在援军始终不至，士兵无不负伤，弹尽粮绝的条件下，将士们手持短刀、空弩，冒着刀山箭雨，转战千里而不屈服，与强敌殊死搏斗到最后关头，能够得到士兵这样效死卖命，即便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而李陵最终被俘投降，应该是为了保存性命，以图日后报效国家。如今朝中这些自私胆小的无耻官员不念李陵的血战之功，却只图迎合上意，便任意构陷、夸大其罪，实在令人痛心！”




汉武帝听了这番血泪倾诉，不仅没有良心发现，反而勃然大怒，严厉批评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是在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以为李陵开脱罪名。于是不由分说地就把司马迁打入大牢！




汉武帝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李陵之所以全军覆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始终没有援军接应，这就像北宋初期的一次宋辽大战，潘美拒不援助杨业，最终导致杨业以寡敌众，转战千里而功败身亡的情况一样。那为什么汉武帝明确安排了两路接应援军，但都不见踪影呢？




一路援军是强弩将军路博德，他曾担任伏波将军，官居李陵之上，于是小肚鸡肠地认为给下级作接应后卫是很没面子的丢人事。所以当初安排李陵出兵时，他就以“秋高马肥对匈奴更有利”为理由，劝谏汉武帝把战事拖到来年春天，到时让他与李陵同时出战。但汉武认为李广利的大军已经派出，而李陵的牵制之计也确实妥当，于是就没有同意路博德的建议。路博德为此怀恨在心，故意不接应李陵，坐视李陵全军覆没而无动于衷。




另一路援军就是正面战场上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他作为这次大战的中军元帅一把手，负责全军的协调和接应是责无旁贷，尤其李陵摆明是“羊入虎口”般地牵制敌军，他完全应该在把握有利时机、击败正面敌军之后，包抄接应李陵，夹击单于军队。但李广利也没有这么做。所以，如果追究援军的失职责任，那无疑将牵连到李大将军，而正在宠幸李家小妹的汉武帝绝不会为了个把忠勇善战的李陵之辈，而对大舅哥下手，伤害美人的小心肝。我们知道，这个喜新厌旧的情种对处于“进行时”中的情人是最呵护备至的，甚至不惜铲除旧爱，李陵碰上了这种情况，只能自认倒霉。




第二个原因也是汉武帝深藏内心而不能宣口的心病，那就是李陵虽然出色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但靠着妹子当上将军的李广利却仍然没能取胜正面的敌人，所以他就算是想援助李陵，也是有心无力。原本这一场汗匈之战就是不少朝臣所反对的，而任命李广利为元帅，大家都知道这是皇帝妹夫的一番苦心，有意想让大舅哥立功，好对其加官进爵。所以，就算撇开援助失职之罪，李广利帅倾国骑兵而没能取胜匈奴的偏师，本身就是无可卸责的失败。他的用兵失误就等于是皇帝的用人失误，这是很伤汉武帝面子的事。“英明神武”、“算无遗策”、“一贯正确”的汉武大帝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耻辱”，所以他必须推卸责任，于是李陵成为顶缸、垫背的替死鬼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跟随汉武多年的大臣们都很“善解人意”，所以不约而同地编排李陵的罪名，以为皇上和国舅开脱，唯独这个搞历史的司马迁“不懂事”，居然不知道“看透不说透，才是好朋友”的至理名言，“大言不惭”地把实话往外撂，这谁能受得了，真是不知死活！于是汉武帝就以“诬蔑、诋毁贰师将军，为罪臣游说”的罪名，判处司马迁腐刑——带有极大侮辱性的阉割酷刑——不这样不足以消皇上的心头恶气，不这样不足以杀鸡训猴，看看以后谁还敢胡言乱语！这下大家果然都怕了，深刻体会到了“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的道理，全体噤口无言，一致通过对司马迁的宣判。




按照汉朝法律，除了欺君、叛国、谋逆之类的“反革命罪”之外，普通的罪刑是允许拿钱来赎罪的，这倒是比较仁道的一种制度，属于“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而且像捐官一样，花钱赎罪是公开规定的合法行为，这就避免了私下请托赎罪，钱入权贵之手的弊端，算得上是一种公私两宜的好方法。




当然，赎罪的费用是很高的，根据罪刑的大小而不等。像司马迁这样的“腐刑”，赎起来绝对是价值不菲，而司马迁这种平时只知道干工作、搞学问，是个谨守道德规范，“不懂”结交权贵的“老实头”，单纯靠着工资混饭吃，自然是拿不出这笔赎罪的钱了。而且，他这次是触怒了一把手，谁都不敢在他受到“李陵门”事件的直接迁怒之后，再施以援手受到间接迁怒。于是，在“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情况下，司马迁只能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宫刑，二是死。




司马迁作为“可杀而不可辱”的“士”，首先想到了死。但是，“发肤受之于父母，轻生为最大不孝”，司马迁想到了父亲的遗愿，想到了光大祖宗的荣誉，想到了继承孔子的《春秋》作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使命，知道自己不能轻易就死。“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时司马迁作《史记》已经七年了，他不忍心意气用事而导致功败垂成，于是忍着“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奇耻大辱，决定苟全性命于“身残处秽”，接受宫刑，以完成《史记》的创作。




司马迁的悲剧刚刚开始，而李陵的悲剧却还没有结束。或许是司马迁的受刑触动了汉武帝，或许是李陵的英勇事迹渐渐传到汉武耳中，也或许是汉武一开始就明白李陵是代人受过，很久之后，他终于表示“悔不及时援救李陵”，“应使强弩都尉接应李陵，老将路博德心生奸诈，致令陵军覆没”。于是，他派遣使者慰劳、赏赐李陵逃回的士兵，并在一年多后派将军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营救李陵，但始终没有惩罚罪有应得的路博德——因为这样不仅会连累到大舅哥李广利，而且意味着自己承认错误，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孙敖不但营救李陵无功而返，而且为自己辩解道：“闻之于俘虏：李陵教单于用兵以备汉军，故无所获。”——天大的冤屈！李陵在被俘后，单于非常爱重其忠勇，将他招为驸马，官封大将军，爵封右校王，常带自己左右。但李陵因为是策略性的投降，一直想找机会逃回汉朝，因此对一切赏赐都没有接受。但汉武帝对此一无所知，在偏信公孙敖的一面之词后，勃然大怒，下令族灭李陵全家，于是李陵的母亲、兄弟、妻子和孩子等人无一幸免，连陇西的乡亲同僚们都为李氏灭族感到羞愧。




蒙受了如此不白之冤，李陵的愤怒和痛心可想而知，直到后来汉使出使匈奴时，他质问使者才知道事情原委，才得到机会辩白：教匈奴用兵的人是李续，而不是他李陵。事已如此，李陵也无能为力，只好迁怒于李续，于是派人将其刺杀以解心头之很，然后接受了单于的封赏。虽然如此，“身在匈奴心在汉”的李少卿仍然不甘心效力于匈奴，他基本上不参与匈奴政事，而是“居外庭，有大事方入内议之”。不仅如此，爱国之心不死的李陵还极力促成汉匈的和议，并在苏武牧羊时施以援助。俗话说“时穷节乃现”；孔子说“岁寒乃知松柏而后凋”，像李陵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义士，但偏偏“天不佑忠义”，国士无双的李氏家族，祖孙三代各遭不幸，最终竟落了个族灭家亡，栖身外族的悲惨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