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会欣赏司马相如吗（13）回书明志，离奇消失

汉武大帝

司马迁其人其事——回书明志，离奇消失




司马迁在作中书令之后，虽然大多数同僚对其多是嘲笑、鄙视，但也不乏同情、推重之人，任安就是其中之一。


任安，字少陵，曾任益州刺史，是司马迁的老友。司马迁在受刑之后，一直郁郁寡欢，惶惶不知所措，任安看到这种情形，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和处境，为了安慰和激励他，任安曾写过一封书信，言辞殷切地劝导司马迁要面对现实，想开一点，劝告他应以古代贤士为榜样，“身残志坚”，发挥自己的道德才能，为国家多做贡献，为朝廷推荐人才。


平心而论，如果司马迁受到的是其他刑罚，哪怕也是足以致残的砍手、剁脚之类的酷刑，他都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冤屈和自卑感，但他所受的宫刑是任何一个男人都难以忍受的侮辱，是一种甚至比死刑更令人恐惧和忧愤刑罚。这个判决体现了汉武帝对他极度的愤怒和刻意的侮辱，并如其所愿地产生了巨大的侮辱效应——“遭同僚谤议，为乡党戮笑”。在这种情形下，任安居然要求这样一个死里逃生的“刑余之人”以古代贤人和当朝士大夫自比，还要求“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当任安写这封信时，司马迁正处在创作《史记》的冲刺阶段，并且他也知道老朋友是一番好意，所以尽管对其意见很不以为然，但既没有功夫也没有心情对他作出驳斥或辩解。直到《史记》完成，司马迁心愿已了，才又想起是该给老朋友回封书信表白一下自己的时候了。而且，多年的压抑和不幸从来不敢对人言，父母早逝，又无兄弟，朝中的“朋友”早就不敢把自己当朋友看了，所以满肚子的委屈不对旧友诉说，又能向谁讲呢？


此时，再无牵挂的司马迁已经无所畏惧，无须再压抑自己，他把多年来深藏心底的思想感情如长河般倾泻而出，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这是司马迁多年来自我压抑的表白，是对汉武帝残害忠良的控诉，是对无道恶政的抗议，也是他最后的“遗书”……


信中第一部分是对任安的殷勤相劝作出答复：您劝告我要“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不要“流俗人之言”而自暴自弃。但是，我虽然不才，“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所以并非厌世自弃，而是“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像我这样一个“大质已亏缺”的罪人，即使想要“怀材随和”，也“终不可以为荣”，如果再恬不知耻地要求推贤进士，只会“适足以发笑而自点”，徒自取辱罢了。况且，“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对于一个遭受宫刑的“刑余之人”，人们“自古而耻之”，从来都是鄙夷歧视，“无所比数”的，即便是“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也“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所以，“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隽哉”！因此，让我这样的“亏形为扫除之隶”的人，推荐贤才、“论列是非”，那岂不是“轻朝廷，羞当世之士”的笑话吗？所以，像我这样的可怜虫，“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第二部分是对“李陵事件”作出辩白：我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只不过是“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有国士之风”将才，“举事一不当”，就被那些贪生怕死的无耻之臣落井下石，“随而媒孽其短”，实在感到“私心痛之”。另外，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所杀过当”，其“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因此即便是最终战败，“其所催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根据李陵的一贯作风来看，他投降应该是“事已无可奈何”，“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所以，即使不计功劳，也不应该算作有罪。没想到“明主不深晓，以为沮贰师将军，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最后因为“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终于落了个“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的悲惨下场。


第三部分是对自己在狱中受辱恐惧心情的描述：先古的礼法规定“刑不上大夫”，目的是为了保持士人的尊严。但是正如虎入阱槛也只能摇尾求食一样，我被关在狱中时，深深感受到了狱卒的威势——“交手足，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受到这种待遇，硬要强颜自尊是不可能的。这时，我唯有靠自比古之贤人来宽慰自己——西伯侯姬发身为伯爵而曾被关押在羑里，李斯身为丞相而曾身受五刑，韩信身为楚王而曾为阶下囚，彭越南面称孤而曾获罪被杀，周勃除诸吕安刘氏而不免被囚受辱……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播，一旦被诬冤狱，也难逃侮辱惊吓。所以我受到这些屈辱而担惊受怕，也不过是强弱形势所使然罢了。


最后一部分是对自己受刑后苟且偷生的辩白以及愤懑心情的抒发：“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这大抵是因为“念亲戚，顾妻子”的苦衷，但“激于义理者不然”，他们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舍生取义。我虽怯懦，但“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本不必贪生怕死，又何至于“自湛溺缧绁之辱哉”！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在受刑遭辱之后，我明白了非常之人才能有非常之功的道理——“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我虽不才，“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总算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我“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就足以“偿前辱之债”，即使“万被戮”，我也不怕了，又“岂有悔哉”！


《史记》的完成，标志着司马迁毕生心愿的实现；而《报任安书》则是他在了无牵挂、无所畏惧心情下的为自己的辩白、释放和控诉。但司马迁深知刻薄记恨的汉武帝绝不会允许他“客观地”记述自己的“雄才伟业”，更不会容忍他“不平则鸣”，所以他在著作完成时就已经预先做好了防范措施。


他把《史记》原稿收藏起来，交予妥善之人保管，待机传给合适之人，使之流传于世，这就是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意思。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汉武帝悍然销毁史书或篡改史实，使后世不能了解到真实的历史——这样做很有必要，《史记》之后的历史都由官方撰写，因此其中经常看到破绽百出、“为尊者讳”的“修正史”。甚至于连《红楼梦》之类的小说，也被当权者看作是“影射批判时政”而加以消灭、歪曲和篡改。这可能也是专制政府的一种“能废除就废除，不能废除就造假”的应对策略吧。


幸好有此一招，《史记》才得以原貌保持至今。但说是“原貌”，可能已经不尽然了。据不少历史学家推论，其中《孝武本纪》，即记载汉武帝的篇章，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文风上，都不太类于司马迁的风格，倒很有点像高鹗伪续的《红楼梦》的意思。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就可以说明，汉武帝是在《史记》已先在民间流传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保持了其原貌，但终究不能容忍其中对自己的记录部分，所以将其篡改。如果是这样，在收缴、销毁原稿时所罗织的冤案、所牵涉的无辜不知会有多少……

在保护了著作之后，司马迁也对儿女作了安排。据“野史”称，司马迁在《史记》完成后，不打算再继续忍受冤屈，决心一洗耻辱，于是命儿子改名换姓，避祸于民间。为了纪念司马氏的宗族，他将“司马”各添几笔，分解为“周”和“冯”两个姓氏。此说是否可信不得而知，但近代姓氏考据中确实记录了有“周”、“冯”两姓家族的远祖是司马氏的传人。

保护了著作和子女之后，自以为“刀锯之余”的司马迁有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大无畏勇气，所以他才敢于在《报任安书》中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但是“敢作敢为”的汉武帝也不是浪得虚名，他在得知司马迁的这一系列“大逆不道”的举动之后，果然怒不可遏，于是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秘密暗杀了这个文史界的千古宗师——当然，这一定不在“正史”记载之中，“正史”只是记载到司马迁完成《太史公书》之时，然后就是一下子跨越数十年，记录了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悼开始公布外公的著作。其间司马迁的事迹和生死就不可考了，竟是“人间蒸发”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点。以司马迁的身份和成就，不可能就这样蒸发不见了，这只能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隐居，但一个宫中供职的中书令，平时妄走一步尚且不易，怎能够避开众人的耳目而突然消失？二是寿终正寝，但比他地位低得多的小人物尚且生卒年月历历可考，他又怎能没有“死亡记录”呢？三就是“死因不明”的暗害了，唯有这个推论能合情合理地解释他“人间蒸发”的事实——被皇上下令杀死，而当然又不能以“私自修史”或“心怀不忿”的罪名就公布于众而处以极刑。而且，一个多年来小心谨慎的中书令想来也很难冠以其他什么罪名，所以没办法，只能偷偷做掉他了。如果这一推论成立，司马迁可就更惨了，估计汉武帝为解心头之恨，为追逼原稿的下落，少不了要动用酷刑，说不定司马迁最终连痛快一死都未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