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会欣赏司马相如吗（14）司马迁会欣赏相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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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会欣赏司马相如吗



文章看到这里，相信我们对“西汉二司马”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个人品德以及处世风格都能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了，因此太史公司马迁是否会欣赏圆滑世故的司马相如，本应该不言自明了，但是为了文章的完整性，也为了更有条理地表明观点，接下来还是要简单概括一下。


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存在“欣赏情感”不外乎出于几个因素：仰慕其为人、敬佩其才华、赞叹其功业，感同身受其经历，当然还有异性之间的爱慕情感，不过这显然在本文不必考虑。简言之，就是孟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立——立功、立德、立言”。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来探讨一下司马迁不会欣赏相如的几点理由。




（一）从“立功”看二司马




这里的“立功”指的是有利于人民公益的贡献，例如当权君臣施行德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实现安居乐业；而不是像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野心家型的“霸权成就”，更不是像赵高、李林甫、和珅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谋家型的“厚黑成就”。当然，野心家和阴谋家们的个人成就往往令人惊羡，而且随着世风日下，人们似乎也越来越倾向于艳慕和效法于这些人的风格。但是平心而论，无论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大数法则”的角度上；无论是本着“国家的产生是为了人民需要”的道德政治观，还是出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功利政治观，“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标准”越来越被大众认可为颠扑不破的“社会规律”。违反这一规律的“成就”越大，其背离民众的程度也就越强，遭受“报复”的几率和强度运也就越大。这一点不用多说，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反复证明了。




作为一个官员和学者，司马迁的“功业”是显而易见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履行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营私舞弊，不朋比为奸；在此基础上还能把自己的志向与国家文史事业相结合，废寝忘食甚至是不顾身家地追求着“历史使命”；目击不平之事，直言诤谏……这些早已经远远超出了“廉政”、“勤政”等行政职业道德规范，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人”了。




而司马相如的“功业”又何在呢？不拘巨细地全部罗列一下——创作了一些文赋，其中值得一提或曰有一定知名度的也不过是获得汉武青眼的《子虚赋》、逢迎上意的《上林赋》、《大人赋》和《封禅书》，以及为陈阿娇诉说“脉脉之情”的千金之作《长门赋》。这些作品前文已述，固然文采飞扬，但文学价值究竟有多大，我们从后世的文学研究中就能轻易得出结论——价值不大，对后世影响甚微。此外，相如的功劳就是那次衣锦还乡时出使西南夷所完成的任务了，确实做得漂亮，但站在历史长河中来看，也绝对是小事一桩。所以，相如的“功业”较之于司马迁显然是狭隘之于博大、肤浅之于精深，对大多文学爱好者来说尚且谈不上仰慕和欣赏，更遑论司马迁本人了。




当然，司马相如追求荣华富贵绝对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而且其逢迎拍马纯粹依靠的是自己的文采，而从来没有出过“馊点子”坑害别人、骚扰百姓，基本上属于像同时代的东方朔和清代的纪晓岚那类的“独善其身”的“文佞之臣”。所以，他虽然没有多少历史贡献，但也没有什么恶行，这一点必须阐明。




（二）从“立德”看二司马




这里的“立德”指的是本人的所作所为所表现出来的供当世人效仿、为后来人敬仰的道德品格，例如“不私天下”的尧舜禹、“吊民伐罪”的商汤周武、“礼乐治民”的周公旦、“万世师表”的孔子、“兼爱非攻”的墨子、“仁义爱民”的孟子，等等。这些先哲不但言行一致、躬自垂范，而且创立学说、教导后世，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与这些“言足以立德，行足以示范”的民族导师是分不开的。




从这个标准看看二司马都立了些什么“德”。




评判一个人的品德，一般离不开“言行”两方面，而且根据孔子所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原则，所作所为应是主要判断标准。当然，言行相符通常是很难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要么就是“赤诚君子”，要么是“坦荡小人”——这也是值得称道的，至少远胜于“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假道学。




先来看相如的“言”——当然是指他的旷世大作了。前面已经多次提到，相如的赋最突出的特点是语言优美，或曰文字能力很强，但在思想性，尤其在“明理喻人”上做得很一般，基本上每次都是大肆奢华之后小提一下节俭，不但缺乏批评劝谏之功，而且其极力渲染场面的文辞还有宣扬、鼓励奢华之嫌。所以，尽管司马迁很客气地评论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但同时也指出“《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这些才是“其流及上”，能够起到劝谏、讽喻作用的上乘之作。所以我认为，相如所表现的节俭思想，应该是他揣摩上意，逢迎而不失自重的动机使然。




听其“言”后再来观其“行”。首先，相如自己所提倡的节俭自己做到了么？以他“挥斥方遒”的消费习惯和享乐生活想来不可能谈得上节俭，能做到不奢侈就已经不错了。另外，他无视汉武帝的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品行，一味地逢迎讨好，说得严重一点就是“逢主之恶”，这对于一个“侍从劝谏”的郎官和“作文讽喻”的文士来说都是种很恶劣的行为——管仲声称以自己的奢靡来为齐桓公“分谤”尚且遭到后世的许多批判，更何况相如这种大张旗鼓地推波助澜呢？还有，看他对卓文君的所作所为。如果说当初骗财骗色是一种生活所迫的“无奈选择”的话，那么到手之后不能“逆取顺守”，还企图“除旧迎新”，这就有点过河拆桥的“陈世美”的意思了，让一段令人叹羡的“佳话”险些酿成悲剧，虽然他有自己的一些理由和“苦衷”，但也绝对是人格上的一大瑕疵。




相对于相如的这些表现，司马迁可是截然不同：他生活俭朴、廉洁奉公、谦和正直、朴实无华，不但与相如的奢华逸乐、善于逢迎、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特点格格不入，而且应该还会对他不够“厚道”，甚至稍嫌“厚黑”的行为产生“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反感。所以从“立德”的角度，以先贤为楷模，并且严以律己的司马迁应该不会对相如有多少欣赏之意。




（三）从“立言”看二司马




“立言”指的是流传于后世，并对后人产生正面教育作用的思想言论，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语录、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李白苏东坡的诗词，包括张仲景的《伤寒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有益于后世的著作、理论和研究成果都算是所立之“言”。当然，由官方大肆炒作的一些“口号”、“主义”，包括一些大放厥词的“厚黑”之流，虽然也曾沸沸扬扬、盛行一时，但其表现的虚假和无耻恰恰足以作为反面教材。




以这个标准来看，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学界的巨作”、“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二十四史之首”，无疑是超重量级的旷世之作了。此外，他还著有其他作品，《汉书?艺文志》中曾收录其赋八篇，可惜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虽然如此，该赋与他另一篇流传于世的《报任安书》也堪称精品，常被后人所传颂和引用。




相比较而言，相如的作品就是《史记》收录和提到的那几篇赋，虽然语言优美，但是不仅思想性很普通，而且由于词汇、典故和行文过于抽象、晦涩，而几乎没有流传于民间。所以虽然“相如赋”的名气如雷贯耳，但真正看完、看懂、欣赏并能引用的人可说是寥寥无几。对这类文风，唐代名家韩愈、柳宗元都曾提出过批评——韩愈提倡“文以载道”；柳宗元主张“道至则文无不备矣”。这些都表明了文章优劣的两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其思想性和通俗性，只有具备了这两点，才能起到社会教育作用。对此，相如的赋做到了多少呢？所以，相如在“立言”方面不但无法望司马迁之项背，甚至还不如他老婆卓文君那篇“回文书”让人荡气回肠，广为传颂。从这个角度看，身为文学泰斗的司马迁能非常欣赏这样一个作品没有生命力、没有普适性、没有哲理性的作家吗？我想应该不会吧。




（四）从经历感受上看二司马




一般来说，对一个人产生欣赏感情经常是出于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比如身为老百姓的我们怀有一种天生的“草根情结”，所以往往会对那些出身寒微、自强不息，最终获得成功的英雄人物产生倾慕之情。从这一点来看，相如的发家史是很具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从一介布衣到寒门学士，从怀才不遇到平步青云。相比较而言，司马迁的出身要比他幸运得多，世代名门望族，年轻有为，世袭官爵。




然而，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的仕途命运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一个“幸运儿”变成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人物。但是，从深层次分析，二司马的命运分野并不单纯是源于李陵事件的影响，而在于二人性格和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司马迁以“著书传世”为使命，相如则是以“高车驷马”为目标；司马迁廉洁俭朴，以至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相如则是“买田宅，成富人，饶于财”；司马迁正直朴实，以致仗义直言，身招大祸；相如则是机敏圆滑，以致恩宠有加，官路亨通；司马迁遭受奇冤而忍辱偷生，相如则是圣眷隆盛而名利双收；司马迁人生坎坷，生而义愤填膺，死则不得善终，相如则是顺风顺水，生而福禄双全，死享身后殊荣……



由此可见，以司马迁的为人处世风格及其悲惨人生，很难对以自私、圆滑换得仕途一帆风顺的相如产生什么感同身受的同情和共鸣，因此在经历感受上也谈不上会有什么“欣赏”可言。



（五）对“全文收录”的探讨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司马迁不可能欣赏司马相如的结论了，但是为什么《史记》中会“全文收录”相如那么多文章著述呢？我想有两个原因。




其一，司马相如的文章所表现的文采水平的确很高，很有美感，这对同时代的文坛创作影响一定不小，所以司马迁“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但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史记》中所记载的大人物如恒河沙数，在文采上卓有建树的也大有人在，决不至于让司马相如独占鳌头。所以，我认为应该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记得前些时，有个名叫韩寒的年轻作家作文“攻击”茅盾、巴金等近现代“大文豪”，先是遭到许多文学爱好者的群起而攻，随后也引起了一些深层次的讨论。不少有识之士对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大师”级人物的文学造诣和成就展开探讨、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认为上述几个“大师”的文坛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政治价值”——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




以郭沫若为例，其诗歌作品不但水平有限，而且其中不少大有“抄袭剽窃”之嫌——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诗人但丁作品的翻译。想来郭老的外语水平很不错，这在当时文化上既闭塞又崇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过人的优势，稍微玩一下“互通有无”的把戏就能够名声大噪。此外，老郭在逢迎上意的本事上也绝不在相如之下，经常根据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不失时机地投出一稿，往往也是“上大悦之”，于是在建国后居然身兼社科院和中科院两院院长的高职，成为官方文人的“第一把交椅”。不止如此，“国家”对他的历史地位和“身后名”也是照顾备至，使之成为近现代文人排名仅在鲁迅先生之下的“第二把交椅”。这些政治资本绝非“好看不中用”的虚衔，在近十余年来文化领域相对开放的情况下，甚至在前些年香港文坛的一次排名中，郭沫若、巴金、茅盾等“大师”的地位依然居高不下，对于不少“但求闻其名而很少看其文”的文学追风少年来说，这样的地位和名气绝对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不止是老郭他们，这样的“文坛政客”在任何时代都有，而且也都是名利双收。比如提出“君为臣纲”的“八项基本原则”的朱熹、让刘邦“今日方知天子之尊贵”的叔孙通等等，都是这样的“才智大师”，他们生前身后的所得甚至还远在司马相如之上——叔孙通官至太子太傅、太常，朱熹至今都被冠以仅次于孔孟的儒学大师的称号。




相如的情况类似于此，在当朝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坛地位和政治地位，他头上的光环和身后的追捧足以为他营造出“宗师巨匠”的名气。对这样一个文人名士——况且其文学造诣也确实在上述“大师”之上——司马迁很难不受其地位和声势的影响，从而先入为主地将其列为“文坛宗师”的行列。即使他对相如的水平和品德怀有一些质疑，在相如的名气正如日中天、而且受到官方大力保护的武帝朝，他怎能又怎敢公然提出？




当然，由于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司马迁可能自己也很难确定对相如的评价和定位，但是终究是心存疑虑，不愿也不肯不负责任地按当时的定论“随大溜”，所以，他想到了这个更为稳妥、更为客观的评价方式——“述而不作”，全文收录其主要作品以供后人鉴赏和评说。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学通百家的司马迁一反《史记》的一贯风格，不对相如作品做出总结性的概述和评论；为什么在相如作品好好地保存在官方而没有散失之忧的情况下对其全文收录；为什么如此详尽地记载相如的发家史……这些“尽在不言中”的论述既是一种春秋笔法，也是苦心一片的无奈之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