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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可称是世界史学界的一个奇观，它洋洋洒洒的论述了中国的部分半信史与信史，其中不满之处在于缺失了神话史，当然这不在正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到了现代，
柏杨先生才在《中国人史纲》中系统的但是浮略的概括了中国的历史并将其与世界史进行了比较。
司马迁用一种纵横的思维方式与缜密的治史态度完成了《史记》的编撰，2100年来这部书在毁誉参半中走到了今天。这本著作在客观的叙述历史的同时，也隐含了作者的政治抱负与对传统刑法制度的思考与反叛，深究此种文风形成的本源，我们就需从司马迁的政治遭遇说起。
司马迁生在汉代的一个普通的史官世家，家学渊源但仕途平淡。司马迁承继祖业，安心修史，直到他的命运转折点。公元前99年，汉将李广之孙李陵率5000雄兵征讨匈奴，遇10万大兵合围，大败。汉武帝大怒，杀了李陵的母亲与妻儿，全朝没有一人上奏求情。司马迁念于旧故，大胆上书。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太不知趣，判其死罪。当时，若想赦免死囚的罪行，方法有二，一是捐出大宗财物，二是宫刑。司马迁向昔日同僚借款，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给他，在这个时候他真正的感受到了世态炎凉。若按照中国的传统逻辑，他肯定会接受死刑，而不会选择宫刑，但司马迁却选择了后者。可以说，司马迁选择了一条常人都不会选择的道路。当然这也为他反感与传统的刑罚制度打下了伏笔。在史记中，他的论述“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就展现了他的这样一种观点。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英雄观都认可“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因此，大众一直将舍身取义的人物视作豪杰，而鄙视苟且偷生的人。当时的司马迁既属于后者。然而，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大家却忽略了他“苟且偷生”的这个事实，而关注司马迁的史学成就，这就说明了中国英雄观的本质不是舍生取义，而是取实，谁取得了实，谁就是英雄。越王勾践的例子与司马迁的遭遇虽然在形上不符，但在实上却是通的。若讲中国之卑鄙下流集大成者就不得不提刘邦、曹操、吕不韦、与宋江，这四个人的卑鄙形式不尽相同，但却各有各的代表特征。刘邦属于“厚脸皮”英雄，他的“分一杯羹”已经成为了历史经典，为了取得天下，居然可以拿老父的命开玩笑，可见其无耻程度，项羽虽为当时的英雄，但他脸皮不够厚，当然就只能失天下。汉高祖斩百蛇举义成天下利，听起来是多么的豪壮，其实这不过是造势的手段而已啊。曹操可谓是奸诈与心狠手辣的集大成者，《三国》中已有详细记述，在此就不赘言了。吕不韦属于四两拨千斤的高手，历史上能把怀孕的老婆送给别人，借腹中子控天下的人，他算是空前了。至于“功名哥哥”，他的确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高手，也算是persona(面具人格)的典范，江湖中，谁不知他的仁义道德，草莽人士纷纷投奔大义，宋江在攒足了人力资本后就开出了“转正”的条件，虽然最后伦为了朝廷的炮灰。倘若当初他不被招安，后果其实是不可知的。历史上类似宋江这样的炮灰还有很多，当然他们都没有成为英雄，因为他们当初的选择就是一个悖论，若是敌人就敌人到底，若归降，就必定遭遇毁灭。林彪当初就是用烧香拜天的方式聚集了数十万的山匪兄弟，革了国民党的命，既消除了地方上制安的不稳定，又消灭了敌方的力量，引“兄弟”杀敌，引敌杀“兄弟”，这需要的是平衡全局的能力，当然也需要辨别“是非”的能力，国军联敌，当然是违背大众意愿的，然而区别在于有人看到的是现有的结果，有人看到的是连带结果。后者往往成为英雄。
目前虽然无耻，但从长远看来，却是“大义”。
为了长远而放弃眼下的尊严、义气看起来似乎无耻，然而这不过是达成远大梦想的前提而已，梦想实现后，大家会称赞你的成就而忽略过程中的卑劣手段。这就如同于取得失败后大家也会忽略光明手段一样。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是集史之大成者,也是集
“英雄道”于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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