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金圣叹，司马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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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周围环境的缘故，我最大的苦恼是没有素材，不知先贤们对此怎么看。金圣叹读先秦文《穆叔重拜〈鹿鸣〉》，倒是悟到平常的语言在动静之中，无时，无处没有妙文，只可惜不是是个人就能写。这方面的体会我也有，读得到承认的那些人的东西，无论诗歌小说，杂文散文，今天的昨天的还包括更早的，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永远也不缺素材，妙文好象挥手即出。金人瑞后来被认可在批评的领域，因为他专挑文家的毛病，而且不是没来由地瞎挑，因此他象那些前文家一样很受后来参与的人的喜欢，让现在遍地搞批评的眼红得要死。据我所知，后边的一群人不知什么时候摆脱了文家的群落，开始横挑鼻子竖挑眼，渐渐有违了文学批评的本意，搞得双方关系非常得僵。鲁迅是当代集大成的文家，所谓艺高人胆大，他其实还兼职着批评的行当，后一种情形不知他觉察了没有，反正对于批评，他没讲过什么好话，至于自己批评呢，也只对外国人狠一点，人数着实也不少，反正有果戈理。前些天看新闻，据说有人专门做民意调查，就是列举出几位据称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问说他们的高见是否对当代人的日常经济操作有实质性的帮助？结果下来很让诸高士丢份，因为几乎是信人无疑人有。这时候事情还没有完，又有几个未被选入调查问卷的同行站出来拆台，完全不留情面。最终的结果是被外人视为装一个罐头瓶里的蛐蛐聊以逗笑，才算把个事情结了。


批评家与文家也是相似的情形，凑一块儿针锋相对多，互相挖墙角多，根本就是对子冤家。搞文人的品性，一开始就是说三道四，从出现了文字，到今天过了好几千年这个老毛病也没有改。追本溯源，搞批评的是搞文人后来转了行的，老的毛病也没改，还是指三道四，不过专捡文家的毛病挑。回想孔圣人修《春秋》当年，批评这一界大概还没现世，因为如此所为实质上有子弑父之嫌，正是孔圣所大诟病的地方，要么就是当年还未成气候，老孔根本就没留心过这号小戏法；再一种可能呢，老孔的为人大家明白得很，也是一爱品头论足的主儿，像这样一位名播于当时的全国优秀教师，广纳弟子三千，无形中就带了品论的头，助长了此等风气，更兼后来又打出各言尔志的口号，指指点点的毛病竟都称为治学的一种品德，拔高得无以复加。不管怎样吧，到今天就有了批评这一说和批评这一界。别的不清楚就罢了，反正批评是搞文的儿子，这一点决不能含糊。


今天批评已经很泛滥了，美术，书法，总之一切艺术门类都出现了。今天有艺术类的人物专访，中间总找几个相应门类的被称为批评家的露下脸，讲那么一段。不知他们有没有私下里合计好顾及到公众效应，反正没对着镜头给对方小鞋穿，更没有尽逮着看难堪，尽管没咸没淡说些不相干的话。


说到批评的泛滥，我老婆就不能不说到，刚谈对象时她就暴露出了这样的倾向。如果说写情书曾被我滥用，但那是在老早以前，以前自己对自己就有基本正确的认识，知道咱没能吸引人的长相，再说还有点害羞，但这也影响不到会喜欢上人。这时我就靠一些基本能叫人读明白的句子救急，一行行的歪歪扭扭，一次次的磕磕绊绊，到认识我老婆时已打磨出一张老嘴和一张老脸，足够谈对象之用。所以直到把我老婆搞到手，我都没费几张纸，倒是那阵子特别能喝水，最多能到两暖壶，嘴唇有了起皮的毛病，光唇膏就用掉两支半。尽管纸墨方面对她显得抠门多了，但她就此拿批评一杆子扯下来了，给我文字的评价竟然低到不能再低，是不知所云。结果可想而知，我有被她虐待的感觉。我爱我老婆，但不爱她也持受了文学批评的仿制衣钵，以及那种了了事之的态度，这情形容易让人想到穿道衣烧纸烧香，手拿桃木棍满嘴胡言的老巫婆捉鬼的场面，但我只是喜欢闲着没事写点小文章，就凭这个就拿本人定性为鬼，也太过分了点了。当然这只是几句玩笑话。我老婆肌肤如雪，善良贤惠温柔大方，长得还漂亮。我举到老巫婆捉鬼只是用以倾诉心中被忽略的委屈，另外就立场，我和鬼确实也相似，这也证实了现代男人的家庭地位。我老婆管我往纸上涂鸦时的呆相戏称鬼样子，我还知道人们有“人五人六”的说法，拿这要是套我，那就是由老婆硬拉着洗脸梳头换过衣服站到人庭广众前的样子。我以为这个说法带有一定的隐喻，最后还是要回到鬼样子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人五人六就成了鬼五鬼六，当然它是反面，反面的东西人们惯于隐讳不言，但心里一定得清楚。皇宫大内管皇帝撒尿叫出恭，人五人六和出恭一样，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犯糊涂，否则你这个人就太没有意思了。


我自己倒是个有意思的人，否则依我老婆的条件，再看我本身的条件，就是嘴唇再磨掉若干层，脸皮再厚个几公分也成不了这样的买卖。但庆幸有趣在身，行情看长啊！当然因为尚在雕琢之中的缘故，我还不知道到底值多少。不管多少吧，冲着这份有趣，有原则两条：一是不贱卖，二也不打折。假如我有自知之明，除了有意思，还有就是因为这些有趣在身故尔可能无限升值，说白了就是“活宝”一件，期货一个，我老婆算捡大便宜了。相反，她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娶了她我算天上掉馅饼了。对她而言，当然这种说法是正面的，但也存在相对反的一面，这就说她不是贱卖就是打了折，但象这样的话我和她一样的不爱听。


我的有趣之处正是我老婆失有趣的地方，面对一张摊开的白纸和手中移动的笔，凭良心讲，当时的自我感觉实在不怎么样，到我老婆证实出“如呆似痴，浑然无觉，恰似一幅鬼样子”时，我才真正认命了。以前不这样，虽说明白自己身上有怪怪的地方，但从未想到是怪在脸相，还是一幅鬼相。不过这个事实只会叫我更用功，因为闹了许多年自己的德性原来是幅鬼样子，不做出点成绩挽回点面子实在也不行了。


据我所知，金人瑞最推重《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另外也给它们的作者：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和王实甫都加上了才子之名，并进一步补充说所谓才子，就是菩萨，就是圣人，抬举到高的不能再高。在这里，“菩萨”和“圣人”是人瑞先生的首创，虽然手法使用的是移花接木，但也不失高明，仅此两个名号已可看出他也是个有趣的主儿。当然这仅是一面，事实上他有时候有趣，有时候无趣，而且总得说来无趣占多。我收罗人瑞先生的趣事，就数在县学岁考那一回。当时他还年轻，和我现在差不多，可能比我还小，反正正是狂得不可收拾的时候，视答卷如儿戏。众所周知，这样的人不大受欢迎，考试也肯定不给高分。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老婆常常找机会挖苦我，有的话都伤人，甚至给我的文章下扯淡到家的结论，把我要气死了。人瑞先生的处境当然也不会好，被革去功名，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了。后来证实，打这以后，他渐渐就成了一个没甚趣味的人，专心搞起了批评，到死都还只是个秀才。


我老婆一点也不知道中国清朝有过金圣叹，说实话这种无知相当必要，要么的话，假如她知道了，指不定变本加厉起来随便就揪我的小辫，另外，为实际生活需要，她也不该老盯着我，她应该把精力放在衣食住行，比如一日三餐生活所事上，象这样的事当然枯燥至极，但总得有人来做，所以我说爱我老婆，当中丝毫没有伪饰的成分。


金圣叹死于哭庙案，在当时这是震动江南的大案，冤案。生于那样一个朝代，如果他知道自己后来会成为一颗被砍的脑袋，那他应该想到在犯事之前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他的时代距我们大约450年，历史的眼光看虽然只是很短的一段，但那时的生活场景叫今天的人相当地难猜，所以，目前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500年前的模样了，对此，我以为金先生负有一定的责任，虽然他已经死了。由于汲取了这样的经验，我老早就琢磨着进行对今天实录的事，碍于见闻的限制，壳大心空，甚不成个体统，但假使咱不做，别人不做，倒是叫谁来做？只有自己来做最放心，身为一个小民，我也只好这样献身，佛家讲臭皮囊，，虽然确有所值，但那是叫外人说的，自己不必认真，随便点好，让别人越是认为不卖就能越值一些，当然这一条穿帮不得。


金先生很明显就是这一条没做好，急于知道自己价值的实数，冷不丁地出风头，开始还把有趣在，后来不单有趣，连脑袋也丢了。身为一个有趣之人，我认为有必要把金先生的那次答卷介绍给每一个人，无论有趣与否，他们听听不妨。当时考得是作文，当年搞的是儒家礼教这一套，人瑞先生以为判卷人和自己一样有幽默感，所以看到标题内有“如此则动心否乎？”，禁不住嬉皮笑脸就写道：“空山空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这件事说明了干事情得先看对方的脸色，千万不能太多情。事实证明，终其一生，从1608年生下来到1661年被砍掉脑袋，53年里金先生老跟不上形势。他掉脑袋也是这么回事，当时皇帝死了，他和一帮子难兄难弟偏在这个时候闹贪官。古人说“夫人情所不能禁止，圣人弗废”，皇帝也是人啊，老祖宗先前居丧，国家得给放假，大官要员也不例外，皇帝也是人呀，清代时这方面的规定还是松点了，但八九不离十。民间死个人，家里也得闹腾几天，家里人要伤心好一阵子，皇家更离不了谱啊，这时候谁也不愿有人找麻烦，偏偏他们十八诸生犯了邪，被上面不分青红皂白砍了倒也不难怪了。



从留下的批评文字可以看出，人瑞先生思维缜密，逻辑清楚，脑瓜子转得特别灵泛，照理说长这样脑瓜子的人应不至草草送命。本来他打算把自己列出的六才子书逐一评点，和今天的人定计划一样。我个人的计划就是作日常生活的实录，非官家的这种东西被称为稗史，野史，事实上，野史未必不如官家封策的正史可靠。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写则一要真实，二要有趣，二者缺一不可。人瑞先生想必也有自己的一种认识，我想这种认识还对他不搞创作而专司批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朝给文化人最大的印象怕就是文字狱，故这种推断是完全可信的。至于人瑞先生的品格，从他完成的评点来看，敬业是肯定了的，因此种种，他在当时已屡得好评，计划尚有多半未完，但已显山露水。


拿金圣叹去比司马迁，他人格上面的不足明显就暴露了。太史公定好修史的计划，并且纳入实际操作，中间碰上了李陵事件，犯了读书人多嘴的毛病，一失口成千古恨，亏煞当时的法律允许拿钱赎罪，实在拿不出钱来可以在几种类似于今天捐器官的刑罚当中选一种抵罪。司马迁虽说是吃公家饭的，但级别小，没有钱，最后受了宫刑，后来的事情凡是中国本土的小朋友用不着上几年学就知道了，太史公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了《史记》。相比较，清朝没有抵罪的好事，有也轮不到秀才人瑞先生。他们那时候的秀才，可能等同于今天的“自由人”，这些人在大众眼里根本就是群怪物和穷光蛋，中间就有我一位。当然，我算比较含蓄的，一点不敢把事和话做和说得露骨半分，即使有也仅限于笔墨之间，还不肯叫外人看见，尽管如此，仍不免被认作邪门，可见我们是遭人恨的一群，假如不是摊上了太平的年月，说不定哪一天也将不保。换了我是人瑞先生，就不会象他一时脑热跑出去起哄，在家继续批未完的才子书多好，自己放了话，给子侄辈提供一部指导作文的教材，以期多几个写作人才。这下好了，子侄辈们的胃口吊起来了，他也撒手去了。这可绝对不是有责任心的表现。有责任心的表现是太史公的表现，再不济也可以象我，背转人偷偷地搞，而且一再坚持。



我今年二十四岁，去年结的婚，天性懒散，日子紧巴巴，心里还算过得去，这在古代是很不错的情操。我以为自己就像奥维德（古罗马）《变形记》中的那耳喀索斯，自恋地要命。通过这个故事，对我而言就是知道了自恋者古以有之。其实自恋每个人都有一些，惟其程度不同而已。相对的自恋是绝对必要的，它有助于人们坚持下去，所以太史公完成了《史记》，与之相比，金圣叹生错了朝代，至于我自己赶上了盛世，多多少少却显得文采不够，触觉嗅觉听觉都欠缺，历数我的身边，爸爸，妈妈，老婆还有弟弟，有个妹妹还总不在家，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到一张桌子上，一天三次碰头，听得最多的还是咂嘴，老婆呢说着一个内容的话，每天做的事也大相径庭，电视摁来摁去就那么几个台，就那么些节目，书翻来翻去也就那么几十本，那么几个名字，所以有时侯我会嚷出来，嫌身边没有素材。


对此等郁闷感受颇深以后，再试想金圣叹当年，假如真有那种能耐，搞批评未必不是一种选择。事实证明，金先生完全一把好手。后人承认他，给他最高的评价，“批评家”，“奇才”这样的名号，一点不过分。此外，我以为像他当年做的一样，我们应该在批评界让他当上菩萨，以为万世文学批评家之表，随时告戒从此以后有心于文学批评的人，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当然，从这个意义考虑，哭庙案与此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不提也罢，要么做做假，编成哥白尼式的情节，带上相同的寓意，反正清朝已亡，批评将永在，这是一定的。不过，搞假的事得让别人来，指望我那是赶鸭子上架。好在现在找弄假的容易，十个中就有九个，剩下一个还是脸皮薄，不好意思让人听，怕有人跳出来对质时搞得自己下不了台，这个例子就当是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