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苑》第5期（2008年1期）3版张新科评《司马迁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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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行年研究的新收获





——读《司马迁年谱新编》



张新科


关于司马迁的行年，他本人在《自序》中有所涉及，可惜太略，班固的《汉书》给司马迁立传，也未曾说清。于是，历代学者争论未休，使这一问题成为司马迁研究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本世纪以来，王国维作《太史公行年考》，张鹏一、郑鹤声分别著《司马迁年谱》，在司马迁行年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有些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吉春同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著成《司马迁年谱新编》，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录与论相结合。作者不是就生平论生平，而是高瞻远瞩，从大背景入手，把司马迁一生的活动放到封建社会的上升时 汉武帝时代去考察，既知人，又论世。年谱在每岁中列有“国家大事”一节，录《汉书》有关资料作为“大舞台”，使司马迁个人活动有落脚点，比张鹏一《司马迁年谱》中“纪年时事”—栏更为详细。这样做，便于读者了解汉武帝时代整个社会情况以及它对司马迁活动的影响，并且还可看到司马迁同时代人的所作所为。正因此，作者往往能得出新的结论。如司马迁七岁这一年(汉武帝建元二年)在“国家大事”一节中，作者录《汉书·武帝纪》：御史大夫赵绾因奏事未报窦太后，被下狱，与王臧皆自杀；罢窦婴丞相、田蚡太尉之职。这几个人都是尊儒派，他们的自杀、被免职，实际上是汉武帝第一次尊儒的失败。作者正是从汉武帝与窦大后儒道之争出发，分析确定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写于这一年。这是司马谈在得知窦大后战胜尊儒派后立即写下的一篇学术论文，核心是完全肯定道家，比较客观地评论其余五家。作者认为，前人把该文写作年代放在元朔五年是不准确的，因为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之后武帝重新发动尊儒，罢黜百家之言，如果把该文定在此年以后，与这种独尊儒术的大气候不相容，武帝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作者的这种分析颇有见地。


其次，史料与文物相结合。作者是司马迁故乡人，得天独厚，亲自考察司马书院、司马迁高门先茔、太史祠等文物古迹，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此，能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文物进行考证。如“司马迁十九岁”这一章，作者除根据《自序》“耕牧河山之阳”、《报任安书》中“长无乡曲之誉”以及夏阳见郭解、问故孔安国等史料外，还结合司马书院遗址，对司马迁的生平进行了详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司马迁十九岁前是在夏阳高门故乡耕读的，从而否定了前人的六岁、十岁随父到京师的说法；又如考

证司马迁的生地，作者依据《自序》中先后提到的“少梁”、“夏阳”、“华池”、“高门”、“龙门”这些韩城地理名称的线索及其他史料，并结合韩城市的文物和自己的实地考察结果，否定了山西河津说及陕西韩城的芝川、华池、夏阳城之谈，而考定司马迁生地在今韩城市高门村的龙门寨。这样的考证方法，既有理论，又有实物，结论较为合理，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三，辩与立相结合。由于司马迁行年研究中有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如何取舍、如何立论也是一项难题。作者能从繁杂的众说中独立出来，自成一说，既辩且立，以立为主。如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作者集中列举了前人的六种主要说法，一一加以辨析，以施丁发现日本南化本《史记索隐》“三十八”为终结，肯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又如关于司马迁的二十岁南游，前人也众说不一，作者从时间、路线、地点上肯定了司马迁《自序》中二十南游的次序，否定了王国维之说。又如在“司马迁四十七岁”一章中，作者从李陵战败被俘、司马迁被召问、司马迁与李陵无亲善关系、李陵被误认为匈奴练兵而家族遭诛、司马迁为李陵直言的思想动机等五个方面论证司马迁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也没有谎沮贰师将军李广利，不应当有“诬上”的罪过，不应该下狱，更不应该受腐刑，这是一个千古奇冤。作者在许多地方运用辩与立相结合的方法，澄清了某些历史事实，立起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司马迁行年的研究受资料限制，还存在一些空白点。作者在信史的基础上，搜索有关民间传说，来补充某些散失的环节，尽管不能作为信史看待，但在史料、文物缺乏的情况下，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弥补了—些缺陷，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尽管这部著作还有些不足，如对史记的传播、断限、补续及史公交游等方面论述不够充分，但仍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它简明不冗，信史为根，观点新颖，是司马迁行年研究的一个新收获。

（作者系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著名史记研究专家，陕西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