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隐微和显白

我的大中华

读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的时候想到了这两个词，逯耀东先生要考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写作与汉武帝时代政治背景之间的微妙关系，所谓隐微，就是要避免触犯政治忌讳，不该明说的就不能明说。


我对时下学界的所谓哲人的“隐微与显白”的说法并不甚了解，不知道跟司马迁的两难处境和心曲是否相类。不过，司马迁写《史记》的避免触犯政治忌讳，在中国的政治氛围里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现象，也不象前些年我看到的那些所谓哲人“隐晦教诲”那般神秘莫测——相信中学水平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政治忌讳是怎么回事，也都能举出几个当代的政治忌讳的例子来。所不同的，只是各人看待和处理这类忌讳时的态度罢了。


昨天读了两章，逯先生的考据令人信服。司马迁写《史记》时的忌讳是什么？哪些是不能明说但对他个人却又是不得不说的？这些是逯先生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构成司马迁写作《史记》显示背景的其实就是两件大事，一是封禅，二是汉匈关系。尤其后者，武帝时代的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与汉匈之争相关，一是令司马迁遭受直接打击的李陵事件，二是巫蛊之狱，此事涉及司马迁的两个相交甚深的朋友任安、田仁，又直接导致了贰师投降的结果；贰师投降一事，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此前在李陵事件中受到极刑的司马迁实属冤枉，因为当初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被武帝认为是“沮贰师”，由此治罪。面对这样的结果，司马迁该怎么想？恐怕只有叹息了吧。又该怎么做？除了在《史记》中以隐晦的手法来抒发心曲，述往事，思来者，还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