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时代背景（上）

中国河北

浅析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时代背景（上）


陕西 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杨京保 邮编：723000


摘要：《史记》作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发愤之作，是对以前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被誉为我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史记》的创作与成书是有一系列的因素的，这一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帝国更迫切的提出了综合学术的要求，它是适应大一统社会的历史使命而产生的，是时代的需要以及司马氏两代人的心血造就的。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时代背景




《史记》是产生在西汉盛世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是对三代以来，尤其是战国以来，直到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以及道德等方面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总结。它出现在汉武时代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本文就此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楚风与司马迁



谈到司马迁，我们不能不谈他的时代，谈到他的时代，我们不能不谈到那神秘的楚风，李长之先生说“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距西汉的建立（公元前二零二年）只相距六十年左右，一切政治和文化的规模还没有十分定型，用黄仁宇先生的话就是处于草创阶段。所以司马迁也能够感受到“先秦”遗风的学术精神或气象，与“先秦”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来就政治说，打到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1]“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由来自楚地的项羽和刘邦来实现了，继承秦朝的西汉王朝，是来自长江流域的楚人所建立的封建政权。关于楚文化能胜利强秦文化这一过程，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已经谈的挺透彻了，（2）此处略不作具体分析。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文化是对楚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发扬。所以，西汉初年的主导思想文化是楚文化，即时代精神是楚文化，而且汉政权也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地虽然被称为“南蛮“和“荆楚”，但它的强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兼并、团结了南方各族的楚人文化得以相对独立的发展。楚文化以长江中游为核心地带，没有关中地区的群山环绕，江水一泄千里，为楚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楚人偏居南国，非夷非夏，亦夷亦夏，原始的自发性自由精神显得生机勃勃。楚人习惯于想象，尤其是喜欢幻想。“楚文化的显著特点是长于幻想玄思”。[2]在哲学上，以“虚无”为取向的老庄道教便发源于此；在文学艺术上，与楚地的山川秀丽，民族混杂，信鬼好巫，文明与蒙昧交织的氛围相表里，又孕育了浪漫主义风格，一如庄子散文，一如楚辞。所以楚文化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的文化不仅征服了汉代，而且征服了这一时代的司马迁，司马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这样，在司马迁生长的文化背景中，除了周代的伦理情感，秦人的强悍作风，又增加了楚人的自由精神。司马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使得他的思想能较之他前代的思想家，有较大的突破的可能。[3]公元前99年时，司马迁四十七岁，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激怒了汉武帝，受到了残酷的腐刑。其实是由于司马迁的这种浪漫主义性格造成的，司马迁太爱才爱奇了，太富有正义感了，这才导致了身陷囹圄。为此，遭受了奇耻大辱的司马迁内心的阅历更加丰富，对人生的认识更深入，敢言人之不敢言，他从温和批判转向激烈抗争。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罹专制祸毒，因而发愤著书，改变“麟止”计划，讫于太初，以彰汉武帝之多事、专权、残忍，从歌颂变为批判，实乃司马迁思想之一大转折。[4]他受祸发愤，使得《史记》更加灿烂夺目。李长之先生就认为：“李陵案，乃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味料了，他的整个性格是龙，这就是睛！”


二、家学与司马谈


司马迁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他有一个良好的家学环境，即司马谈带给他的影响。假若说司马迁伟大，这伟大，至少也要有一半应该分给他父亲。伟大的人物固然伟大，养育伟大的人物的人却更伟大！《史记》的创作与成书是司马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与结晶。


司马迁的史学成就跟他的家学渊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迁的先祖原是周朝的史官，“司马氏世典周礼”（3）。父亲司马谈在公元前2世纪后任官太史令，有二十几年之久。西汉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记事修史”，级别虽不高，但负责掌管着国家图书档案和各地上计的文献资料，掌管天文历法、记事修史，所以他兼懂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并因职务的方便，得以广泛地接触古今典籍。

长期的熏陶使“司马谈成为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5]并“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4）成为一个真正的学问渊博知识丰富的人，他的这些知识可以说全部都传授给了司马迁，使司马迁成了容贯古今兼通百科的大学问家。在《史记》中，出于司马谈大手笔的是《论六家要旨》，此时崇儒之风已经盛行，但在《论六家要旨》中，他总结百家学说为六家：阴阳、儒、模、名、法、道，比较公正的评论了各家的优劣长短，竭力肯定了道家学说，强调六家并存，认为他们都对治理国家有用，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不可一概废弃。司马迁的兼收并蓄，表现出一个先进思想家的博大胸怀。《史记》中许多评论常常流露出对黄老思想的推崇，就是受了其父的影响，并且《史记》成了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包罗万象，“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也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可以说，司马谈的精神处处影响了司马迁。

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培养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不仅对他言传身教，而且鼓励他学习其他的思想和进行实践活动。司马迁十岁以前，司马谈就已对他进行了启蒙教育，“年十岁，则诵古文”，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却给了他儿子一种儒家的陶冶，使得伟大的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20岁时，在司马谈的鼓励或者至少是默许下司马迁终于走出书房开始了游历生活，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就在这样的的游历中把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疑问，完全去掉了”。[6]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在司马谈临死的时候，拉着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他希望在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他以为一个人事亲、事君的最后目的在于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乃是最大的孝道。他看到自孔子死后，至今四百多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所以他内心十分惶惧不安，热切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未竟的大业。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