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时代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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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时代背景（下）


三、盛世与汉武帝



公元前141年时司马迁五岁，汉景帝死，十六岁的汉武帝即位。在此之前，“中央王室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在这种种不安定不和理的状态下，中央政府觉悟到必须改变其态度，而要一种积极勇敢的革新。”[7]汉武帝顺应这一时势，积极进取，在执政中国政权超过半个世纪中，开创了汉武盛世。

由于司马迁的活动生涯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台湾学者赖明德在《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中指出“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豪放的风格，和大汉帝国的磅礴气势是息息相关的。由于繁荣的经济和壮盛的国威，使司马迁孕育了他那种海阔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伟气魄。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激发智慧的时代；那是一个笼络知识分子的社会，也是一个磨练天才的社会。司马迁的一生便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史记》一书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写成的。”因此，要正确了解司马迁和《史记》，必须了解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

经济上，经过高祖、惠帝、文帝和景帝几代人七十余年的努力，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初的“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这种普遍的衰败与凋敝转变到汉武帝即位时的“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5）的繁荣景象。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西汉前期的藩国问题一直是令中央政府头疼的问题，他们日益威胁中央政府，尤其是景帝时酿成“七国之乱”反抗中央。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损黜王国官制及职权，规定诸侯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使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的以缓和，中央集权力量显著加强。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72年），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恩”，把王国分给子弟为列侯，这事实上是把诸侯王的土地逐渐变成了朝廷直辖的土地。推恩诏下，王国纷纷“请求”分封子弟，一些大的王国很快变成了众多的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政权对抗了，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强烈地反映出来。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特别是文人志子有着生生不息的欲求激情、想象力和创造性。[8]文人士大夫们充满信心地想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著述《史记》为己任，是很自然的。

文化上，秦灭六国之后，推行焚书坑儒政策，“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所刺讽也。”以愚黔首，使先秦的文化典籍遭到巨大破坏，中国文化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汉朝建立后，对文化事业实行了搜集整理政策，使其获得了较大发展，学术渐渐复兴。于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鼓励民间献书，《汉书》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叹曰：“朕审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导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大量的文献搜集为司马迁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因此，良好的文化环境为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便利。

对外关系方面。在削平诸侯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渐建立和完备起来，封建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凭借汉初积累下来的财富，在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充分发挥了他的雄才大略，不但对外有所建树，而且连年用兵。钱穆先生说：“汉武事业，尤为后世称道者，实不在其对外之政治，而为对外之武功。若以与秦始皇相比，似其对内政治尚未能超出秦治规模。而对外开拓，则却又驾秦而过之矣。”[9]黄仁宇先生也认为“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10]尤其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的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这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展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各民族地位平等，为树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提供了客观条件。[11]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查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对他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四、成书与时代呼唤



《史记》产生在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这绝不是偶然的

《史记》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唤，由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帝国的模式，经汉武帝的改造，突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西汉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要求学术文化经过相互吸收而进行一番整理总结。[12]这一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帝国更迫切的提出了综合学术的要求。

汉初学术活动的主要特点是综合工作。汉政府对待学术的态度，在武帝以后也是统一思想。《史记》对长期的历史记载，在编纂学上、历史学上作了总结，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历史领域里面来了。[13]在著述方面，汉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苞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到了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又纠集了门下学者编集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今之事”的《淮南子》，首先开始了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学术工作；其次，董仲舒又以儒家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以治《公羊春秋》；接着司马谈又以道家为基础，全面地研究先秦诸子，写出了高屋建瓴、气象恢弘的《论六家要旨》，这都标志着一个对先秦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系统总结的时代到来了。司马迁的《史记》写作就是在当时学术方面浓厚和综合工作的氛围下进行的。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史学方面虽然有了很悠久的传统而且已有不少历史著述，如《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但这些著作都只记载着某个时期或是某些地区的历史，而不是叙述从古到今，包括全面的通史。

汉王朝统治者也需要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来记录社会从古到今发展的全貌，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对当时社会的借鉴，起到补弊起废的作用。司马迁应时代的需要，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述史任务[14]。无论涉及时代之远，或包含范围之广，《史记》都是空前的，这是跟当时西汉统一的局面相适应的，总结以往全部历史的规模宏大的著作[15]。所以，《史记》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唤。


注释





（5）

《史记·平准书》



参考文献


[1]李长之.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冯天瑜，杨华，任放编著.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3]黄新亚.司马迁评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
[4]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M].成都:民族出版社.1999年.
[5]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6] 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J].原载《光明日报》1956（01）《史学》版
[7]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8]毛曦，段建海.司马迁与中国史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9]钱穆.秦汉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10]【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11]韩兆琦等著.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

[14] 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他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J] . 原载光明日报1956年（01）《史学》版
[15]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J].原载人民日报.1964年（01）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