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司马迁

南怀奉洋

两千多年前，在文韬武略的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个人才辈出的盛世。在这个人才的大熔炉里，有李广、卫青、霍去病，有东方朔、司马相如、董仲舒，有苏武、张汤、张骞，也有公孙弘、汲黯和桑弘羊。而其中有一位文人，却始终令我们无法暗淡对他的记忆。他遭受了作为一个男人的最大的屈辱，却不坠青云之志，用一双犀利的眼睛、一对记录事实的手和一颗敢爱敢恨的心，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宏篇巨作。

这个人叫司马迁。这部作品叫《史记》。

我们先说说《史记》。《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开创了史学中纪传体的先河。《史记》高居二十四史之首，而且从它以后，我们所说的所有“二十四史”用的都是纪传体。但其中有一个最本质的不同：《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而其它的二十四部正史都是纪传体断代史。这使得我们不难看出《史记》的独特和伟大。

但比起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家之绝唱”，真正伟大的却是他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是一个“太史令”，也就是一个史官。他出生在一个史官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大汉朝的“太史令”。自幼生长在一个饱含历史气息的环境中使得司马迁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使得他在父亲死后，最终步了他父亲和祖父的后尘，当上了这个“太史令”。此时，他的父亲已经着手在写《史记》了，而刚上任的司马迁决心要帮助父亲完成这部鸿篇巨制。于是，他开始着手写史。

司马迁的日子原本能在平静中度过，可是命途多舛。公元前99年，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匈奴。这件事使得汉武帝非常愤怒。他找来司马迁，本想问司马迁治李陵的罪，可司马迁却偏偏要为李陵说情。要知道，“太史令”只不过是一个六百石的小官，可司马迁却敢当面顶撞当今皇上。这事惹恼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让司马迁在死亡、交钱和宫刑之间选择其一以赎罪。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和履行自己的承诺，贫穷的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屈辱的宫刑。也正因如此，作为一个男人的司马迁死了。

宫刑之后，作为一个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接受过宫刑的人不能继续担任士大夫），而作为一个秉公写实、文字激扬的太史公新生了。获得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他开始以独特的眼光、一种饱受歧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洞察事物，去看待人生和历史。从此，在他的笔下，无论是皇上还是大臣，都变得丰满了起来。司马迁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爱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他用他的《史记》，引导着我们——读者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他的《史记》，亦重于泰山。司马迁为一个素不相识的李陵说情，是因为他认为李陵是被逼暂时诈降；而他忍辱接受宫刑，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一份责任，一份他以为重于泰山的责任。我们说，历史上的史官数不胜数，而司马迁当之无愧是最伟大的。他愿用他一个人的屈辱，换取后人对汉武帝朝真实而清醒的认识。这也正是他伟大的地方。他不愿死，就是因为他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我想，此时的司马迁作出的选择已经不是在为自己而决定，他这么做，是在为良心，为历史，为后人做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一个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

唐朝有人说，写史要具备“三史”：史才、史学、史识。《史记》的完成固然离不开司马迁父亲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自己的博学多才，但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有别于其它史学家，令《史记》有别于其它所有史料的关键，是司马迁的悲惨人生。正是他的不幸，造就了司马迁独特的眼光，铸就了《史记》无与伦比的伟大。我不是说世界上所有人都只有像司马迁那样才能成就辉煌，但我想，司马迁的确做到了。他用他身体的残缺，造就了一本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