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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国文作业（苏宁）
苦难与隐忍，绝唱与悲歌
——谈《史记》与司马迁生平的联系
【摘
要】《史记》的魅力在于司马迁对历史生动的再现和太史公精当的评价。结合司马迁的生平遭遇来品读《史记》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得到智慧的同时得到感动，得到精神的洗礼。
【关键词】司马迁生平 史记
【正
文】
一本“史家绝唱”，一个文人史学家的慷慨悲歌。读《史记》并不仅仅是读历史，更是感受“太史公”的悲凉人生。沉甸甸的，是历史，更是辛酸的人生……
著《史记》：命运所致，亦是坚定信念所致。
《报任安书》中有流传千古的名句“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又何尝不是司马迁本人的人生写照呢？“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身处困境，往往是一个人成就大事业的一个不成文的前提。这样说来，李陵之祸坚定了司马迁著史记的信念。奇耻大辱对那些死要面子的士大夫来说也许只有以死应之，司马迁则不然，他要作出不朽的事来名垂千古。
然而，以上只是我们狭隘的见解，当时的司马迁也许就不会想到他的史记会流传千古，其中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是个聪明人，他会想得到《史记》是一本永远也不会使汉武帝满意的书，即使是著成，能流传下去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即使是“藏之名山”，也可能遭遇遗失而失传的厄运。既然这样，著史记的目的和动机就远比我们想象的伟大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直是他的理想，他要通过著成《史记》来实现，无论是受辱还是如何，只要留得性命在，能够完成心愿，也无怨无悔（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可以说《史记》凝聚着司马迁毕生的心血，囊括了他的耻辱和荣耀，更是由坚强的信念，不屈的人格支撑起来的。
因此，读《史记》，我无时无刻不被这种力量侵袭，无时无刻不被感动，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同病相怜：为英雄惋惜，为“忠而被谤”者抱不平
《史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司马迁巧妙地用这种体例结合自己的生平抒发了对历史人物的感情。虽然历史是一些沉寂的往事，但是那些故事被司马迁精彩地再现了，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之所以鲜活，不仅仅在于他的博学，更在于他将感情赋予了历史人物。下面将举例说明。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抒发了对英雄的惋惜。太史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项羽不能算作英雄，毕竟天下已经姓刘了。然而在司马迁眼中，项羽似乎和自己有相似之处，项羽是一名干将，仁德，仗义。如果司马迁是项羽，也许在鸿门宴上，乌江之畔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司马迁也许是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李陵之祸”而对项羽的遭遇极为同情。项羽本不是帝王，在司马迁眼中，他却有帝王的韬略，甚至有许多帝王不曾有过的品质，故将项羽列入本纪。这便是《史记》“悲歌”，同病相怜，便好比是一种倾诉。正如苏轼所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屈原贾生列传》则寄托了司马迁的愤愤不平。屈原和贾谊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合作者的共同点就是，有才华而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终是“娥眉遭妒”。贾谊才华卓越“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遭谤被贬，只落得“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悲哀。其中，司马迁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同病相怜，“垂涕”二字可见。司马迁在宫刑之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离骚》唱出了司马迁的心声，屈平贾谊的遭遇和自己竟如此的相似。感然而涕，将自己的愤懑诉诸于文字，哭泣而成此传。
在《李将军列传》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司马迁对李广和卫/霍的倾向。李广战功不多，但的的确确是值得崇敬的。而卫/霍的屡屡捷报并不能掩盖他们人格上的瑕疵。这一点从《史记》的只言片语可看出，如将士们把李广没能立功归结为“数奇”，而把卫/霍的战功归结为“天幸”。再如，司马迁在描写李广战败被俘的时候将他的失败归结为匈奴兵多一笔带过，而生动地描写了李广逃脱时的情景。于是这次被俘不但没有成为李广的丢人经历，反而成了他是名将的论据。相比之下，描写卫霍的战功时，只有几个干巴巴数字，看过之后印象不深。考究司马迁为何如此倾向于李广，其实就是出于对人格的拷问，李广虽也有缺点，但是一名合格的将军，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出击匈奴的败绩并不应归咎于他自己，反而是卫/霍暗箱操作，司马迁从历史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客观的描述，是非功过，不言而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李将军之谓也，此历史之谓也。然而，司马迁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角度为李陵来辩解，以致惹祸上身，司马迁的这篇传记又何尝不是在呐喊，在为包括自己的所有有类似遭遇的人鸣不平呢？
正如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所说“《离骚》为屈大夫的哭泣,《庄子》为蒙叟的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塘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评价道：“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太史公的哭泣也就在于此。他的经历赋予了他对落寞英雄的怜惜，对忠而被谤者的痛惜，对怀才不遇者的惋惜。正是这样的发自内心，源于自身经历的哭泣才使《史记》堪称绝唱。
《史记》与司马迁的生平是紧密相连的。作为一部史书，《史记》既客观地记录了历史，又不失作者对历史的观点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评价，结合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去理解，读出的便是一种感动，一种精神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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