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张謇与袁世凯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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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识荐袁

张謇,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年(1876),23岁的张謇因“文字优长”受淮军统领吴长庆的邀请入其幕府,倍受重视,因而得以参与军事机密,军中重要函牍,多出其手笔。光绪七年(1881),因两次乡试失利的袁世凯对科考做官失去信心,萌发了攀附李鸿章淮军集团,另寻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加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故挈其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与其嗣父(指袁保庆)关系甚密的淮军名将吴长庆,于是张、袁二人相识,时年袁世凯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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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庆对袁世凯带数十人冒昧投军印象不佳。但看在与其嗣父兄弟交情的份上遣散众人,只留袁世凯一人在营中读书,由张謇指导。袁世凯前来的目的是想得到一官半职,并借吴长庆之力攀附李鸿章,因而不免有些失望。他不擅长读书作文,甚至连一篇像样的八股文都不会作,但他处理日常事务却井井有条,因此被张謇所注意。读书之余,二人常在一起谈论时政和个人志向。张謇发现袁世凯并非无能之辈,他对法国将犯我边疆,中国将面临列强瓜分的局面不仅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忧国忧民抱负远大,自此张謇对袁世凯刮目相看。认为袁是个难得的人才,常在同僚及吴长庆面前有意提及袁世凯。不久,袁世凯便结束了营中读书生活,被吴长庆任命为营务处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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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国王李熙之父大院君李因不甘大权旁落,乘机打击王妃闵氏集团。日军屯兵仁川,侍机干涉,朝鲜向清廷求援。吴长庆奉命渡海东征,指挥庆军六营开赴朝京汉城,张謇、袁世凯随军佐助。张謇因袁世凯“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抑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便极力向吴长庆推荐,结果袁世凯先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差使,后被任命为先锋营管带。他办事干练,治军严明,吴长庆非常满意,曾当面夸耀张謇:“慰亭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是年8月25日晚,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密谋了一个诱捕大院君李,还政国王李熙的计划。27日袁世凯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阻止大院君李的护从卫队,兵不见刃,诱捕了大院君李,并迅速平定了叛乱,还政于国王李熙、闵妃集团。

东征朝鲜、平叛使袁世凯崭露头角,被清廷赏戴花翎,从而步入仕途,为以后政治上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吴长庆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器重,把有关外交的事务交给他去办理。但有了一定实力的袁世凯这时已不满足于久居怯懦的吴长庆之下,伺机离开吴长庆,寻求新的捷径的野心已渐渐萌发。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军将侵略的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界,清廷令李鸿章加强海防。是年月,李鸿章以法越军事紧张为由,命令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并由袁世凯统领“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而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吴长庆回国半年后就病逝了,张謇也随后离开了庆军,结束了他近十年的幕僚生涯。张謇认为吴长庆的失势与袁世凯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有直接关系。“公自朝鲜分其三营于慰亭留防后,自统三营至奉。不两月慰亭自结李相,一切改革露才扬己,颇令公难堪者,移书 之”。张謇不仅为自己荐袁的举动而懊悔,而且为袁的反复无常而恼怒,遂写了一封长达千言的信痛斥其忘恩负义,措词特别尖刻。信云:“别后仅奉一书因知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挈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信中将袁世凯称作阴谋篡权的司马,足见张謇之心情。但袁世凯则一意孤行,二人很快便断绝了往来十年未通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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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张謇仍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之才,支撑朝鲜政局非袁莫属。光绪十年(1884),张謇致袁子九(即袁保龄,袁世凯之叔)函曾云:“慰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难以世故客气之习,故举动辄不胜有识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谢幼度也,方戍乱国,幸属慎之。”在这里张謇把袁世凯比作东晋名将谢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袁世凯的钦佩之意。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前,袁世凯想尽办法从朝鲜回到了国内,他的回国是有其个人政治野心的。早在朝鲜期间就曾与驻在北京城的高级官员(张之洞、刘坤一等)有过广泛交往,并曾研究,假如李鸿章死后汉人中谁可接替?他历数京外有名望的人,年轻的,不是书生便是庸才,年老的不是衰朽便是滑吏,在他眼中,唯有他才可取代。回国以后,他先到天津谒见李鸿章,等到中日两国开战,李鸿章忙于军务之际,他背着李鸿章秘密进京,遍访京中的亲密友人,并又投在荣禄的门下,等到一切办完,他抛弃十年以来的宿嫌拜访了张謇。当时张謇已状元及第,有了政治地位。两人长谈,袁世凯倾诉在朝鲜因受李鸿章辖制,不能行使吴长庆政策之苦闷,对解决朝鲜问题而提出的建议和主张均遭李鸿章严拒而愤慨不已,张謇听了十分同情。张謇因自光绪八年(1882)以后,对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之种种错误也极为不满,由此,张謇、袁世凯产生了共鸣,二人重修旧好。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弃官从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通州创办了大生纱厂,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这时的袁世凯却在天津编练新军,手握军权,培植个人势力,一跃而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2 极力拥袁

袁世凯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张謇的注意。1911年5月,张謇去北京,专门到彰德拜访了被清廷斥黜的袁世凯,其目的是为了交换对当前和将来时局的意见,二人实际上订立了政治同盟。袁世凯曾对张謇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遵从你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謇对这次拜访非常满意,他对随从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这次会晤,使二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邀张謇任实业部长,但他却以“勉任短期,以俟能者”告辞,借口汉冶萍与日本合办一事而公开辞职。由此可见,张謇对孙中山和革命派并不信任。他和一些立宪派人物一样,把国家的未来寄托于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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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袁世凯在清王室“千呼万唤”声中始出来,做了内阁大臣。不久他派唐绍仪到上海同革命派议和,嘱咐唐绍仪到上海后,先晤张謇以探其意旨。面嘱唐绍仪转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这显然是提醒张謇,他在履行洹上承诺,同时也是在暗示张謇同他合作。因为袁世凯知道,南京临时政府方面除孙文、黄兴之外,张謇也有一些潜在势力。唐绍仪到上海后约见了张謇,张謇一方面表示:“所谓南北议和也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但我只代表苏、浙两省人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另一方面张謇极力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让有实力的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他曾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从而加速了袁世凯“逼宫”。当袁世凯进行南北议和时,清朝亲贵们大为不满,公推代表质问袁世凯:“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冀,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极其巧妙的回答:“你要我讨伐黎,程,我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张謇等人,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太后辞职”,袁世凯以张謇代表老百姓为名、以辞职相要挟,旨在向清廷施加压力。在袁世凯的“逼宫”下,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孙中山也履行自己的诺言,2月13日宣布辞职。为了将袁世凯置于革命党的监督之下,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对此,张謇坚决反对袁世凯南下,1912年2月他电告袁:“公不能南,西北数省谘局肫切联争于参议会。若南,须以师从。”3月,他电告唐绍仪:“为今计,惟有利用外交团,以非正式公文劝告南北两方,并声明不能听项城南下,致生变故。”张謇的计策及劝说很快被袁世凯所采纳,2月29日晚,袁世凯指使部下发动北京兵变,以部下不让离开北京为由,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考虑到张謇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立宪党人中的影响,袁世凯在正式宣誓就职以前曾电邀张謇北上担任实业总长,而张謇却回电曰:“属以实业同尽义务,于公岂有所K;惟审察时局,尚未至可以效力之期。”他感到局势不稳、时机不够成熟,不愿过早入阁,婉言谢绝了袁世凯邀请,愿以在野身份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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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张謇极力促成统一党和其他几个党团合并,组建了共和党,自任理事,自我标榜保持“全国统一”、“国权主义”以支持袁世凯政府。1913年国会成立,国民党占多数,张謇等人又联合共和党、民主党,组成了进步党,仍标榜“国权主义”,继续拥袁。

为避免再生事端,在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以后,张謇立即写信建议袁世凯出一点钱发给同盟会的人,尽快解散革命军队,以“取消其隐私而杜其他望”。3月30日,他在给一亲信的信中说:“惟宁、苏、镇、扬、清、沪,尽伏危机,遣散军队,岂容过缓。然而必须有一镇精整可恃之军,数百万应时可给之款,乃可次第措手。千万早计”、同一天又电告袁世凯:“临时政府,行即交代,苏都督急应移驻宁垣,以资镇摄。惟庄督以省款奇绌,宁坦军队遣留两难,甚为踌躇。请径电庄速行,允以必有接济,俾安其心,而作其气”。袁世凯采纳了张謇的建议,南京地区的军队绝大部分被遣散。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宋教仁,从而使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又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邀请张謇出面为之调停。关于这一点,从张謇的书信中可以证实。5月29日张謇在给家人的一封书信中说:“近日洹上语渐逼紧,亦虑已甚致乱。彼党盼父为调人,全国商会联合会亦以此请,三数日父或当去沪一行,此真为众生不得不然矣”。局势紧张,随时可能再次爆发革命,张謇为避免他的实业受到战乱的破坏,欣然接受了调停的邀请,甘愿做袁世凯的调停人。他往来各方极力替袁“灭火”。张謇调停的目的,不过是想让国民党单方面让步,让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以维持大资本家所需的“和平”、“秩序”。7月12日,“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张謇认为袁世凯有实力扑灭这场革命,因此中止了调停。

“二次革命”被镇压以后,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欺骗人民,1913年7月31日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组成了一个“名流内阁”,熊希龄任命张謇担任工商、农林两部总长。张謇没有答应入阁。袁世凯连电邀请,加上张勋率辫子军攻入南京,烧杀淫掠,张謇等江浙资本家的利益受到威胁,张謇遂同意进入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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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之所以由在野为袁出谋划策,极力拥袁,最后入阁与袁合作,是因为局势已稳定下来,袁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他幻想在袁的政权下来实现自己的“实业救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抱负。因此,他在任内两年多时间里,制定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公司注册规则》等各种经济法规20余种,大力提倡棉铁主义,大胆提出“利用外资,振兴实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张謇的这些措施和设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袁的支持,应该说张謇的抱负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伸展。

3 幻想破灭与袁分离

事实上,张謇与袁世凯之间的合作并不象张謇所预想的那样尽如人意,一心要搞实业的张謇与决意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不大可能维持长期合作的局面,这就构成了他与袁世凯的矛盾与斗争"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政治上独裁,姿意践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先后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废除内阁制,改行总统制,积极为实现帝制做准备。对此张謇是极为不满的。1914年1月23日,他致电袁世凯:“乱党散布南洋及欧美各国,到处演说,以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为帝制复活之渐,据为口实,腾其簧鼓。,祀天祭服似可用弁,而以梁之数为等差,衣亦不必名衮”,旨在劝告袁世凯放弃称帝之想。

被袁世凯极力标榜的“第一人才”内阁终归短命,1914年2月仅存半年之余的熊希龄内阁宣告垮台,但这时的张謇竟不愿辞职,他不愿辞职的原因决不是留恋袁氏政府,而是为了倒淮。1914年2月上旬,张謇经过美国驻华公使的介绍,与美国红十字会签订了二千万元的导淮借款合同。张謇以为自己处心积虑经营20年的倒淮抱负不久将要实现。然而合同签定未满十日,熊希龄连同阁员一并提出辞职。据张謇年谱记载:“一人来问阁员与总理同进退之说,余曰:-始来,以府院并有连电之约。就职之日,即当众宣言,余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如何?即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研究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留,不能达则去,不因人也。”张謇若也连带辞职,借款合同必将中止,张謇当然不甘心自己的抱负化为泡影,因而张謇不肯辞职。就这样张謇继续留任农商部长及水利局总裁的职务,使得与袁的合作关系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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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随着袁世凯帝制思想的日益膨胀和称帝野心的日益暴露而不断激化。为换取日本的更多支持,袁世凯不惜大量出卖民族权益,甚至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的政治交易。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张謇自然极为不满。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倒淮借款合同不能履行,张謇遂于1914年10月以勘视淮灾为名请假南下,随后向袁世凯呈递辞职书,但未获批淮,这表明张謇此时已对袁政府不抱多大希望了。1915年3月8日张謇请假出都,4月14日!21**分别致电袁世凯,呈请续假,暂缓回都,并恳请辞去部职。1915年8月,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已公开化,张謇拒绝加入筹安会,再次请假南下。至此,二人的关系愈疏愈远。

1915年12月13日,当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之时,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的张謇再次请求辞职,终被批准。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战争爆发了。在得知袁世凯病死消息的当天,张謇不禁为之惋惜:“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足见袁世凯在张謇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