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伟：我和撒贝宁去平顶山

yanzhaonet

我的难言之隐

王大伟

我是怎么硬着头皮上电视的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岳飞
我第一次上电视：“杀鸡用牛刀”
在上个世纪，专家上电视还是很少的，所以对电视有种神秘的感觉，能上电视感觉既光荣又露脸。所以呢，自己也想上一次，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那时刚从芬兰回来，想把西方的警察学介绍给大众。

我有一个朋友说，这有什么难的，他认识《今日说法》的编导。说干就干，他就带着我到《今日说法》的办公室。那时候，办公室在科技会堂旁边，有个“狗不理”包子铺的后面。接待我的是现在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的制片人，叫张先生。我俩聊了几句我就回来了，回来也就把这个事给忘了。

过了几天，张先生突然来了电话。说现在有个节目，叫做《立案回告制》，请你做嘉宾。演播室当时要录七分钟，我接了这个任务，很兴奋，把立案回告制和世界警务改革的大趋势做了对比：西方警察讲究快速反应，要求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到现场，但是他们只注重快速到现场的时间，却不注重破案率，但我们国家的“立案回告制”，分三次把侦察的情况反馈给老百姓，第一次回告是报案后的二十四小时、第二次回告是三个月以内、第三次回告是半年，即使破不了案也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用自己“杀鸡用牛刀”的原则，回到家，我认真地写了讲稿，然后又把这个讲稿背下来，背下来以后用表掐时间，做了充分的准备，背得行云流水。那个时候，警服还是橄榄绿的。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我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神圣的演播室。《今日说法》制片组，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孩子，我感到这个团体充满了生气。我遇到的第一个记者是孙瑞，个子很高很漂亮，对人非常热情。见到孙瑞，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把手搭到我的肩上说：“王老师，你来了。”这是和公安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做派。

那时候演播室设在中央电视台里面，主持人是张绍刚，当时他还是分头，还没有戴眼镜，朝气蓬勃。节目中他问我：“王老师，你怎么看立案回告制？”这么一问，我还真是紧张了，毕竟是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所幸这七分钟自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张绍刚一问，我就回答了，假装特明白。这七分钟讲完了，张绍刚也没有怎么插话，偶尔他也问两个问题。但都是你问你的，我答我的。走出演播室，孙瑞跑过来说：“还不错！可是王老师你怎么老点头，老说是呢？”孙瑞这么一说，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就回家了。

从中央电视台走到公安大学，也就是二十分钟，出门冷风一吹，脑子才清醒过来。别看这七分钟，实际上脑子高强度的负荷走到家才缓过劲来。不过心里也有一丝高兴，总算这辈子也上过一回电视，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这时我也就把上电视的事儿给忘记了。

过了三天，《今日说法》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王老师你再回来当嘉宾吧。我说，为什么。人家说，你说得太溜了，后期根本不用剪。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上电视。这个节目得了个大奖呢！

这十年我在电视台做过数不清的节目，每一次，我都像第一次做节目那样，用“杀鸡用牛刀”的精神做好准备。有的时候编歌谣，有的时候会起来表演，有的时候会拿潘家园买来的古董做道具。这上数不清的节目中，没有一场是对付的。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走出中央台东门的情景，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一次都是从中央电视台走回公安大学，这样走回家，麻木的大脑才能休息过来。

高度紧张最伤胃，所以每次都会胃疼，使我想起我爸爸的一句话，胃病就是精神病。痛得实在走不动了，军事博物馆对面有个永和豆浆铺，买一份参考消息，喝一碗豆浆，听听里边催人泪下的音乐，也是一种最大的放松和回报。
我最想见王大伟
《今日说法》一转眼开播五周年，那个时候人们传说《今日说法》有三大金牌，第一个叫王小能，是北大的女教授；第二个叫叶林，是人大的教授；第三个就是王大伟。《今日说法》开播五周年，要举行一个庆典，这里面设了很多悬念。

话说在安徽某地，有一个姓黄的老太太，六十岁了，从没想过能上中央电视台的荧屏。早上起来，孙子上学去了，到了中午，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中央电视台的人来你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吓得黄老太太心惊肉跳，把门一开，进来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一打听，还真是《今日说法》的记者，原来是自己的孙子背着全家人给中央台写了信，说想参加《今日说法》五周年的庆典。这样黄老太太一家人，就有幸走进了今日说法的演播室。进了演播室，眼前各种灯光闪烁，吓得老太太不知所措。这时候，肖晓琳拿着话筒走到老太太面前，问了老太太一个问题：“老人家，你走进这个演播室最想见谁啊？”老太太没有犹豫地说：“我就想见王大伟。”

肖晓琳很认真地问：“真得很想见王大伟么？”老太太说：“真的！”话音刚落，演播室外真的走进了王大伟，这是事先都准备好的，我就藏在外面的汽车里，那个汽车叫房车，里边可以住宿，可以上厕所，我藏了几个钟头，很累！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从电视上看到的神话般的奇迹，都是导演精心编排的。

从此以后，我和黄老太真成了好朋友，每年黄老太都要来北京一次，要么送一百个松花蛋，要么几瓶安徽老酒。每年来，还不是一个人，还要带上闺女、儿子、孙子，每年一次，还没间断过。我真的很感谢这位老姐姐，是她让我知道了生命的价值和纯真的友谊。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我有一个“粉丝团”，其实什么年龄阶段的人都有。其中有一段时间，每天的信就有十几封，一麻袋一麻袋的，有交朋友的、有问好的、但更多的是打官司告状上访的。

我曾经见过二三十个来告状的西北人拿着血衣在公安大学门口等着我。还有那些常年上访的人，他们专等着你下课，然后把你堵在门口，这个时候我一般都是很疲劳，嗓子很上火。可是上访的人，会很从容地放下马扎，戴上草帽，从提兜里拿出泡着枸杞子的菊花茶慢慢地喝着，慢慢地向你讲述他的悲惨故事。

还有女的精神病人晚上十二点敲你家门。
还有的母亲见我长得老实，非要我给她闺女介绍对象，背着她的女儿给我谈条件。
我真得很无奈，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我是生活中的大弱者，别人欺侮我，我都没地方说。唉，真的不好意思喔。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听他们讲着那些个奇怪复杂，几十年前发生的故事，然后报以同情的叹息。有时，会拿上二百元钱，或者请对方吃顿饭，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的朋友呵！

王大伟教授的难言之隐
网上有一篇奇文，叫《王大伟教授的难言之隐》，作者是我们公安大学的黎津平老师：
王大伟教授是我们公安大学知名度最高的教授，他已经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各家电视台做过300多期节目，已经成为公安大学的名片。他所在的犯罪学系与我们系挨着，我也敢和他交谈，所以我和他比较熟悉。前几天我和他聊天，他说他也有不少烦恼，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

其一，由于王大伟教授经常上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出镜率高，知名度高，所以，许多有冤情的人民群众经常直接来到公安大学，点名找王大伟教授申诉冤情，请求王教授给他们申冤。其实，王大伟教授只是一名公安大学的老师，他也没有多少办法，另外也不能干扰司法机关办案不是。一开始王教授还热情接待，当然主要是做思想工作，结果人家很不满意。后来，王教授只能躲了。一些群众了解到王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后，王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又成了热线。现在，大名鼎鼎的王大伟教授居然不仅要东躲西藏而且电话都不敢接。这也许是我国由人治向法治过渡时期所必然出现的现象吧。

其二，王大伟教授过去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一段时间，写了不少论著，如《英美警察科学》等等，而且还成功地创立了“警察学”这个英语世界原来根本就没有的单词，现在西方各大词典大都收录有王大伟教授所创立的这个单词。由于王教授在中外警察比较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不仅担任了中外警察比较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而且还成为公安大学特聘教授。后来，王教授发现，那些死死板板的学术著作少人问津，在社会上影响不大，特别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而那些学术论著在这方面几乎是没有用处的。所以，最近几年，王教授致力于法律普及的工作，经常用一些顺口溜之类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比如他提出，为了保护幼女不受性侵害，应该告诉她“裤衩背心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碰”；为了避免少男少女犯错误，他提出“少男少女同处一室不要超过半小时”等等，受到人民群众欢迎。但公安大学是教学研究机构，对这些东西是不认可的，甚至对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所编写的这类著作都不能确认为学术著作，所以王教授在科研工作量完成情况的考评中就遇到了麻烦。不过我看到王教授最近还是不得不出了一些学术论著，这样一来应该能够过关了吧。

和撒贝宁去平顶山
火车开动了，我和撒去平顶山普法，软卧一共是四张床。忽然传来了上铺人的咳嗽声，是一个三十一岁的人和他的媳妇，那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真的让人很难受。小伙子说：“大哥，对不起啊，我会咳一晚上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咳呢？”这时，软卧的门被敲开，走进来一个漂亮的女乘务员说是要检查我们的身份证。我和小撒把自己的身份证拿给服务员检查，然后她很有礼貌地走出去了。上铺的小伙子说：“我刚刚在北京做了心脏手术，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如果我不做手术就活不到三十岁。”我问这个小伙子：“你不是三十一了吗，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手术？”他痛苦地笑了。
列车在缓缓向前，窗外的树木在一棵棵向后退。这时候我想到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在我三岁的时候，医生要给我做手术。那时候，远在苏联学习的父亲说了一句话，叫做“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个孩子能不能活，就由上天决定吧。感谢父亲这句话，我没有做手术，要不然我现在就会断了七八根肋骨，永远是一个残疾人。

天黑了，已经是凌晨一点，我下去撒尿，一推开软卧的门，看见门口站着六七个乘务员。原来刚才查票的那个女孩知道里面住着小撒，她们就一直在门口等，希望小撒出来，好让小撒签个名。

到了平顶山，那是一个法制宣传日，全市警察都出动了来维护治安。可是上万的群众来得比警察还早，他们紧紧地守候在会场外，他们不光有河南人，还有陕西人，新疆人。当他们听说小撒要到这里普法的时候，他们走几千里地，来这里讨个说法。当我们的汽车进会场大门的时候。几百封求助的信，从车窗扔进车里。群众拼命地向前挤，警察拼命地往后拉。这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对法律是多少的需要，多么地渴望。

俺的五个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于衣服。一日在某省会机场等飞机，大雪延误。凌晨，一商人笑对我言：是公大王大伟吗？回答是。商人上下打量一番说：您衣服太寒酸，太便宜了，不尊重人呵！对，西服是化纤的，二百元，裤子是警服，不花钱。皮鞋多少钱？那别见笑，三十元。

2．
不好意思于名片。凡见人皆递名片。只是我没有。什么官也不是，怎么印呢？有时在大场合，只好乍做忘带了，愧疚！

3．
不好意思于书房，电视采访，每次记者浩荡一行，来到俺家，总问：“书房在哪？”不好意思，俺真的没有书房。不过，斗室之内拍过千百次电视，写下二十本专著。真怕有朝一日有了书房，又写不出书了。

4．
不好意思于汽车，每次去开会，对方总要问车牌号，不知俺不会开车。去大会堂开会，打的去，下车走一大节路，怕丢人。

5．
不好意思于警卫。一次在北海公园，偶遇人追踪，两三个外地官员在争：此人是不是王大伟？后来结论不是，因为真王大伟一定有警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