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国上官姓氏文化研讨会研讨文章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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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上官姓氏文化研讨会研讨文章之五：

  
  



纪念远祖上官仪 继承发扬家族优良精神
  
  
  
  
  
  
  
  
  


  
  
上官珉

  
  
  
  

  一

　　在上官氏家族的历史发展中，上官仪是我们家族中爵位高、名望大，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先辈，是初唐著名朝臣和诗人。上官仪，字游韶（约公元608年—664年），陕州陕县人。上官仪被武后诬害后，据史书记载，墓在今渑池县南村乡北仁村（见民国十七年《渑池县志》）。上官仪的父亲上官弘，仕隋，官至江都官副监，隋炀帝大业（公元605年—617年）末年，天下大乱，上官弘被害。当时，上官仪尚在幼年，被藏于寺院，冒为沙门，在寺院十年攻读，“游情释典，精于三论，兼涉猎经史”（《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文词，文名大振。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天，上官仪考中进士，时年19岁，成为唐朝宫廷中最年轻的侍臣，担任皇家图书馆校正及教授生徒的学士。唐太宗写文做诗，上官仪为其修改，宴会群臣，上官仪多应诏参加。

　　唐太宗在修撰历代史书时，集中了天下众多史才者，上官仪参与了《晋书》修撰。《晋书》一百三十卷修成后，上官仪被加级赐帛，转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室绝密档案——《起居录》。唐高宗即位，上官仪任秘书少监。永徽（公元605年—656年）初，进西台侍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冬十月，以先帝旧臣特加青禄士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学士。上官仪熟悉典章，且能持正论，对朝廷当否和人物品评皆有独到见解，颇为高宗所信赖。（《资治通鉴·唐记》）

　　从上官仪前半生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出上官仪在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完全是处在一个十分艰苦的逆境之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被人杀害，生存环境险恶，好心人把上官仪藏到一个寺庙里，使他侥幸逃过了仇家的追杀。后来，李渊父子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唐朝，解放了上官仪的家乡，上官仪这才结束了东躲西藏的苦难日子。童年的苦难经历磨练了上官仪的意志，使他拥有同龄人难以企敌的成熟和智慧，他在生活逆境中用心苦读经书典籍，经过磨练，而后写出漂亮的诗文。乡邻们都说上官仪真是个才子。

　　才子在民间，朝中又无人，朝廷当然不知，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要想出人头地，不愿使自己的才华埋没，上官仪就决定考官，发展自己的人生。唐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普通人要想当官从政，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才有为官的机会。上官仪当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发榜时上官仪榜上有名，考了全国第三名，进士及第。唐太宗皇帝御笔亲点，让他当上了弘文馆直学士，他在这个岗位上，参与编修《晋书》。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上官仪身上具有我们后代应学习的身处逆境，仍立志勤奋学习、积极进取的向上精神，作为上官仪的后代，应该发扬这种优良精神，要使自己的一生不怕困难，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磨练，树立远大的理想，积极奋斗，创造出辉煌的事业，这样才不愧对先辈。


  
  
  


  
   二

　　唐高宗李治在位时，上官仪升为秘书少监，后又升迁为西台侍郎，官至三品。

　　相传上官仪在任时，某次随军赴洛阳以东地区考察平息战乱的功绩。打扫战场时，麾下一位小将送来一只七宝紫兰装饰的夜壶，供上官仪使用。上官仪马上召集官兵，掷壶于地，厉声斥责：想想看，如果我们官员用这样的夜壶撒尿，又该用什么样的器皿吃饭？朝中的官员生活要是如此糜烂，我们的大唐王朝还能兴旺吗？

　　有一次，上官仪的一个表姐穿一件“贴绣铺翠”的上衣，来到一个盛大的社交场合。上官仪当着众人的面，认真地对她说，请把这件衣服给我放起来，今后不要用翠羽这样贵重的东西装饰衣服，这位贵妇因为是朝中宗室的至亲，很不在意这一点，认为羽毛能值几个钱。上官仪正色言道：“你穿了这种贵重衣料，皇亲国戚会见样学样，那样长安城中翠羽必然价格飞涨，商人受利益驱动，将大量捕杀羽鸟。作为唐室要员眷属，这个头咱不能带，影响不好。”表姐听了心服口服，立即改换了服饰。

　　这两件事很小，但它充分说明上官仪在为官时从政清廉，忠心国家皇室，时时想着国家政风的端正，同时也说明上官仪的性格刚直坚毅，对有损国家的事，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能以小见大。对下级严格要求，对至亲也能打破情面并晓之以理，使受教育者口服心服。这种优良品德也是值得我们后代学习发扬的。

　　公元664年冬，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有一天，唐高宗因一件小事和武则天闹了矛盾，俩人恶吵一架后，李治越想越气，觉得皇后实在太跋扈了，什么事情都要过问。自古以来都是皇后听皇帝的，现在却反了过来，这口闷气无论如何也得出，但他不知道怎么对付武后，于是就找来上官仪，向他大倒苦水，要他出主意。

　　对武后的所作所为，上官仪早有怨愤，但皇帝不发话，他怨也白怨，此刻机会到来，皇帝对皇后生气了，不如抓住机会，劝他废后。上官仪直言对皇帝废后的意见表示赞同，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高宗就命上官仪草诏。谁知诏书还没写出来，就有奸细把皇帝欲废后的消息报告了武后。武后发怒，气势汹汹冲到李治面前，质问李治为何要废掉自己。李治一下子没了脾气。长期以来，李治对武后既爱又怕，已经成了习惯，此刻见皇后发怒，惊出一身冷汗，只见他缩着脑袋，张口结舌地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懦弱的唐高宗，就这样一下子把上官仪出卖了。

　　武后得知事情的真相，但李治毕竟是皇帝，是她的丈夫，既然他已服软，认了错，并说是上官仪教他的，武后就给了高宗一个台阶下。但对上官仪却不然，他只是个跟她政见不合的朝臣，想怎么收拾都行。从此，上官仪就与武后结下了冤仇。当时，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大臣或被杀，或被贬，朝中大臣都仰俯于武后，只有上官仪耿直不阿，与武后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麟德元年十二月，废太子陈王李忠和宦官王伏胜被诬坐罪，因上官仪曾任陈王咨仪，与王伏胜都服侍过李忠，武后就指使亲信朝臣许敬宗诬陷上官仪、王伏胜和李忠等谋反问罪，结果上官仪及其长子庭芝和王伏胜都被下狱诛杀。

　　这段历史事实说明上官仪是忠于唐高宗李治的，为了唐李王朝的统治，他刚直不阿，对官员不良的政风他是反对的，对武后的专横他更是愤恨不满。当李治要废除武后，上官仪直言赞同，可悲的是懦弱的高宗李治出卖了他，致使武后诬他谋反治罪诛杀。在这里，可以看出上官仪是疾恶如仇，是坚持了对武后的斗争，他的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上官仪位居宰相，同时还是唐朝初期的宫廷诗人，所以他的诗作多数有着奉命应制的呆板面貌。我们知道，自汉魏六朝以来，相沿500年之久的骈俪浮艳文风依然迷漫初唐文坛。初唐诗人受六朝文风影响，大部分都属于应制诗，写诗时过于讲究声词之美，唐太宗是个文学爱好者，对这点看的很重。在他的影响下，唐初的宫廷文学多局限于应制咏物的范畴。后人对此颇有微词，一些人采用全盘否定的态度。其实，没有初唐的上官仪、王勃等人的承上启下，就没有盛唐诗歌的繁荣，更谈不上中国能称为“诗的国度”，盛唐之杜甫指出初唐作家创作的是“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官仪之于诗歌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诗歌的格律化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在诗歌格律化方面，上官仪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远在南齐沈放就提出了“四声”“八病”的声律论。在初唐诗坛，上官仪不仅自己创作，而且对诗歌理论有总结，他进而将六朝以来的诗歌对仗的技巧加以固定化、程式化，提出了“六对”“八对”等名目。什么是“六对”“八对”：例如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把诗歌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这些方法为当世所承认，成为后人写作律诗的规范，连蒙学名著《训蒙骈句》（明·司守谦）、《声律启蒙》（清·车万音）的编写都深受其影响。这种格律诗，时称“上官体”，上官仪著作有《上官仪集》三十卷（不存

），今存诗仅20首。上官仪曾作《入朝洛堤岁月》一诗，“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读来“音韵清亮，群望之若神仙”《隋唐嘉话》评此诗是其代表作。

　　这首诗是写他在东都洛阳东城外等候入宫朝见时的情怀。唐初百官上朝并没有侍漏院可供休息，必须在破晓前赶到皇城外等着。东都洛阳的皇城傍洛水，城门外便是天津桥，唐朝宫禁戒严，天津桥入夜落锁，断绝交通，到天明才开锁放行，所以上早朝的百官都在桥下洛堤上隔水等候放行入宫，宰相亦然。不过宰相毕竟是百官之首，虽然一起等候洛堤，但气派非他官可比。

　　诗的前二句，写驱马沿洛堤来到皇城外等候。广川指洛水，长洲谓洛堤。洛堤是官道，路面铺沙，以便车马通行，故喻称“长洲”，首句不仅以洛水即景起兴，谓洛水含情不语的流着。此句借用《古诗·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男女喻君臣，暗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流露出丞相得意的神气，因而接着写驱马洛堤，用一个“历”字表现出一种心意悠然，镇定自若的风度。

　　后二句是即景抒怀。这是秋天的一个凌晨，曙光已见，月挂西山，宿马出林，寒蝉嘶鸣，野外晨风吹来，秋意更盛，在写景句上，官仪巧用了两个前人的诗意。第三句写凌晨，用了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原意是借夜景以忧虑天下人士不安，要礼贤下士以揽人心，这里取其意而谓曙光已见，鹊飞报喜，见出天下太平景象，又流露出自己执政治世的气魄。末后写秋意，用了隋朝张正见《赋得寒树晚蝉疏》诗“寒蝉噪杨柳，朔风犯梧桐……还因摇落处，寂寞尽秋风”原意讽喻寒土失意不平，这里借以暗示失意者的不平之鸣，为这太平盛世带来噪音，今宰相稍有不安，略有不悦。

　　总的看来，这诗是上官仪得意时的精心之作，这首诗的意境和情调不是很高，不过，它也有认识意义。从艺术上看，寥寥二十字，不仅是音韵清亮，谐律上口，而且巧于构思，善于用事精心修辞，把当时得意的神情表现得相当突出。

　　在上官仪的竭力倡导下，当时的沈诠期、宋之问等已创作出比较成熟的格律诗，为我国盛唐时期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官体虽显呆板，正因为有了一定的程式，使后来学诗的人有了范本可寻，其承上启下、推动诗歌形式走向了规范。这种除旧革新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