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

花生

1956年教授评级，复旦大学中文系仅郭绍虞一人评为一级教授，刘大杰、吴文祺二级，朱东润等其他教授均为三级。朱东润曾对他的学生章培恒说，他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他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

这话是不是针对郭绍虞而言，不得而知。早年因为《离骚》作者是不是屈原的问题，朱东润曾被郭沫若狠狠地挖苦过，说他是“资产阶级怪教授”。后来朱东润谈锋所指，常常是南北二郭。

朱东润一身傲骨，自信且自负，在复旦是很有名的。据说他曾做学术报告谈传记文学，认为世界上只有三部传记作品是值得一读的，一部是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一部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还有一部就是他自己的《张居正大传》。陈思和在转述这段故事后说：“我很佩服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本来就应该有这种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自信。不像现在，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问题，偏要从外国人或者跑到外国去的中国人那儿找理论依据。”

“文革”初期，朱东润是复旦大学第一批被揪出来批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他从不屈服，曾说：“我嘛，‘权威’勉强算一个，‘反动’嘛，则未必。”造反派头头将日本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斥问：“你是什么东西？”他倔强以对：“我是中文系主任！”

去年是朱东润诞辰110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听到不少关于朱东润的轶事。我当年在复旦读书时，朱东润已经90岁了，不再开课。但我有幸见过朱先生一次。那是1983年或1984年批判周扬的时候，我正在报社实习，被派往复旦大学走访多位老教授听取意见。当时采访了王中、蔡尚思、胡曲园、谢希德等老教授，朱东润先生是最特别的一位，无论我问他对周扬的评价，还是对异化问题的看法，老先生的回答总是那么一句：“我活到现在90岁了，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