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挽王氏三篇名作(代一篇）

清阳城村

其一，王氏纪念碑的铭词：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其二，挽词并序：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其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其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伽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瘉埜领编修。校雠鞮译凭谁助，海宁大隐潜郎署。入洛才华正妙年，渡江流辈推清誉。闭门人海恣冥搜，董白关王供讨求。剖别派流施品藻，宋元戏曲有阳秋。沈酣朝野仍如故，巢南何曾危幕惧。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羽书一夕警江城，仓卒元戎自出征。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再起妖腰乱领臣，遂倾寡妇孤儿族。大都城阙满悲笳，词客哀时未还家。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回望觚棱涕泗涟，波涛重泛海东船。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江东博古矜先觉，，避地相从勤讲学。岛国风光换岁时，乡关愁思增绵邈。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伯沙博士同扬搉，海日尚书互倡酬。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高名终得彻宸聪，徽奉南斋礼数崇。屡检秘文升上紫殿，曾聆法曲侍瑶宫。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尧城虽局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优待珠盘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元佑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苛活。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其三，七律一首：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陈氏于王氏，不仅有私谊，更重在文化的相忴相惜。对于王国维在学术领域的开创性和划时代贡献，陈寅恪在１９３４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有下述评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对于博大精深之王氏治学思想，陈寅恪概括出王氏最重要的三条：一是用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材料与纸上流传后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较，互为释证；二是用少数民族的遗留材料与汉族史籍相互补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典籍。

陈寅恪还断言中国将来的文史研究尽管会在范围和方法上有所发展，但是大体格局不会超出王国维所开创的堂庑。后来的学术史发展，果然基本如陈氏所预料。

由是观之，陈氏与王氏，一如伯牙与子期，亦是高山流水的千古难得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