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往事：魔头戴笠心中最美的女神（附图）

花生

这一年，她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电影皇后”。 她天香国色，令无数影迷如痴如醉。

　　作者: 林若欣

　　1933年，上海《明星日报》发起了一个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选举范围自1933年1月1日（即《明星日报》创刊之日）开始。活动起初并没 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参加投票的观众也不多。半个月以后，《明星日报》逐日将选票数字刊登在报上，将选举期限定为一个月，到1月31日截止 ，并准备在电影皇后诞生后，举行一次盛大的加冕典礼。后来又因为天气太冷，选举期限延长一个月。在选举过程中，三位著名的电影女明星 （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的票数非常接近，竞争非常激烈。投票一直延续到2月28日下午10时。当天晚上， 《明星日报》社就在北京路大加利莱社揭晓选举结果。到会的有上海名流、电影界代表和著名律师等四十余人。先由选举活动的主持人将选举 经过和加冕典礼的筹备情况向来宾作简单的介绍，然后在律师监督下检票，结果胡蝶得二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票，陈玉梅得一万零二十八票，阮 玲玉得七千二百九十票，胡蝶以多数票胜出，当选为电影皇后。

　　那时，胡蝶的当选仿佛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整个上海都在为她欢呼，为她疯狂。可生性恬淡的胡蝶却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矜持稳重的做派,并 没有过分看重此事，仅仅将它当成一件趣事罢了。

　　时隔半个世纪，在她的回忆录中，胡蝶对自己当年当选影后的经历作了这样简要的记叙：“1933年另一件有趣的事是选举电影皇后，这是 因美国电影女明星玛丽•皮克福特得了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金像奖后，就有‘电影皇后’之誉。玛丽•皮克福特来沪访问后，《明星日报》 也在每日报端附印选举票，把收到的选票放入特制的选举箱，并且郑重其事，当众开票，由于我的票数最多，就得了这个称号。几十年来这个 像游戏之举的称号一直跟着我，这是观众对我的爱护，我却不敢妄自尊大。”

　　然而那一年，即便她是那样的心静如水，却还是毫无疑问地进入了她人生中的巅峰时刻。那时的胡蝶恰如一朵夏日中的玫瑰，盛放得毫无保留，羡煞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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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爱情殇

　　那是1927年，在拍摄《秋扇怨》的时候，胡蝶与男主演林雪怀恋爱了。很快，两人便在北四川路上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当时高朋满座的盛况让人记忆犹新。然而这对令人羡慕的才子佳人，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幸福。最终，胡蝶因彼此感情不合与其解除了婚约。面对这段陈年往事，胡蝶不无忌讳地说：“林雪怀也是广东人，喜好摄影，因《秋扇怨》一片，我们来往较多。但那是大家都是青年人，应该说生活阅历尚很差，形势也欠缺周全的考虑。我和他曾有过一段友谊，并订了婚，但终因性格不合而解除婚约。关于此事，当时的报刊颇多传闻，即使今日有些报刊也乐谈当年的旧事，本来这是生活中虽非经常有、但总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人们津津乐道，说明演员的生活一举一动都受到观众的瞩目，失实的传闻难免发生。”

　　与林雪怀解除婚约之后，胡蝶认识了一个令她倾其一生都难离难弃的男人，他就是当时在洋行做事的福建人潘有声。

　　那时，潘有声在礼和洋行工作，他为人谦虚谨慎，待人热情诚恳，做事认真负责，事业心很强。虽身为商人，却有学者风气，喜欢思考钻研。在一次朋友的私人茶舞会上他意外地结识了胡蝶。他们随即开始了一段多灾多难的，马拉松式的恋爱史。

　　从相识到相知，胡蝶最心仪的就是潘有声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同先前的林雪怀不同，他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胡蝶的工作事业也相当支持。这些都是在当时的男艺人身上很难看到的品质。他们深深地尊重爱护对方，对事业的共同进取心，也为他们日后的结合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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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蝶与潘有声之间的恋情在他们婚前的两三年就已经公开了。那时，胡蝶访欧归来，他们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携手下船，形影不离。谁也没有想到，倾国倾城的胡蝶会嫁给这样一个普通的男人。

　　原本，两人打算从欧洲回来就举行婚礼，但终因种种原因，婚事一拖再拖。直到1935年，胡蝶的父亲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时，胡蝶为了让父亲了无牵挂，在这一年的初冬与潘有声举行了婚礼。这对相恋了六年之久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于婚期的一再延迟，胡蝶曾解释说：“这期间，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原因。在我，拍电影的音色生涯正处在知识、经验都有一定水 平的阶段，需要更进一步去追求。而在有声，也用他的话说，需要有更雄厚的事业基础才来成立我们的新家庭。这些都是我们婚姻一再拖迟的因素。”正如胡蝶所说，他们都先把婚事放在了一旁，利用这几年的时间专心经营自己的事业。胡蝶心无旁骛地拍电影，潘有声在事业上也颇 有成绩，他离开礼和洋行后便出任了德兴洋行的总经理，因管理得当，成绩斐然。二人的结合算得上是爱情事业的双丰收。

　　婚礼的吉日就定在这一年11月23日上午11时，在九江路江西路口的圣三一堂（红教堂）。新郎新娘的结婚礼服是向南京路上最有名的鸿翔 服装公司定制的。上午9时整，新郎新娘驱车前往九江路教堂。这时候，等候在教堂门口的宾客以及围观的影迷已达两千多人。

　　在欢乐的《婚礼进行曲》中，胡蝶的父亲挽着胡蝶的臂膀，缓缓步向台前。牧师庄重地宣布了“潘有声和胡蝶从此结为夫妻”时，观礼的 来宾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明星公司的同仁们则齐声唱起了新创作的《胡蝶新婚歌》。

　　胡蝶，你可实现了你全部的希望，

　　胡蝶——幸福紧跟着你咧。

　　假使你遭遇到不赏心的事，

　　不必皱眉啊也不必忧愁，

　　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支歌，

　　平静而美丽。

　　——胡蝶，光明伟大的前程，

　　胡蝶。

　　当晚喜宴结束，已是夜深人静，新娘新郎又驱车前往他们的爱巢——亨利路（今新乐路）永利村29号，去享受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坐落在亨利路上的永利村，当年是一条闹中取静、环境幽雅的弄堂，素有“影人村”之称。因为20年代的电影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织云，就住在此弄8号 ；“明星”公司的著名影星高占非和高倩苹夫妇也住在此弄16号。一对新人本以为从此便可享有那份期慕已久的平静与祥和，不料天意弄人， 命中注定的磨难正在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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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了，胡蝶所在的上海明星公司在炮火中被炸毁，于是胡蝶便随同丈夫潘有声从上海迁居香港。抗战爆发后的第四年，即1941年， 香港沦陷。被日军占领后的香港，人心惶惶，可鉴于胡蝶的影后身份，日本人对她总是彬彬有礼，关照备至。他们经常借故来“拜访”胡蝶， 还想专门请胡蝶拍摄一部介绍日本风光的旅行片——《胡蝶游东京》。然而，这不过是他们的别有用心。原来日本侵略者是企图利用明星效应 给殖民统治镀金，蛊惑民众。这次他们是想借胡蝶的明星身份，在中国为日本宣传所谓的“中日友善”思想。他们厚颜无耻地威逼利诱当时的 社会名人，除去胡蝶外，还有梅兰芳、陈云裳等。其中，有的具有民族风骨的艺术家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也有的人则迫于武力不得不妥 协顺从，如陈云裳，就被鬼子的枪口顶着，忍辱给日本舰队司令送鲜花，结果被不知情的民众误解，背上了“明星汉奸”的骂名。

　　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形，胡蝶忧心忡忡，她不可能丝毫不顾自身安全，但她也毅然向梅兰芳表示，她会根据事态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行动 ，决不当“汉奸”。所幸的是，她在一位友人的帮助下与丈夫顺利地逃离了香港，绕道回到了内地，从而避免了日本人的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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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梦魇

　　他们先抵达了广东韶关，后又转地桂林，最后被一个人亲自用飞机接到了山城重庆。这个人就是戴笠，国民党军统局局长，蒋介石手下的 一个大特务头子，垂涎胡蝶已久。恰逢胡蝶落难桂林，便借机献媚。

　　在出逃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2只箱子，密托当时在香港暗中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却得到32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胡蝶失宝，极为伤心，戴笠得知后，便立即表示要为胡蝶把被劫掠的行李找回来。其实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年代，丢失的行李怎么可能失而复得？这不过是戴笠为了讨好胡蝶，自编自导的一场“英雄救美”的戏罢了。

　　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对杨惠敏夫妇严刑拷打，在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劫匪如麻，任凭他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

　　后来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 ，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从此之后，戴笠就处处借故“帮助”胡蝶一家。起先把胡蝶安排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梁立在重庆的公馆中居住，后因梁家在一次日本空袭中被夷为平地，戴笠索性让胡蝶同她丈夫搬到自己的公馆住。戴笠对胡蝶的生活关心得确实细致入微，虽然当时市场上的物资极度短缺，但在胡蝶的屋里各种生活用品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家具布置得更是精致讲究。这些都是戴笠一手操办的，其用心显而易见。

　　其实，对于戴笠的别有用心，潘有声是早就有所察觉的。但初来重庆，地疏人生，他怕进来容易，离开难。而胡蝶却始终一厢情愿地相信 ，她这次遇到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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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上，戴笠对胡蝶关照有加。在胡蝶生病期间，他不仅请最好的医生，抓最好的草药为其看病，还经常在胡蝶身边日夜看护，殷勤程度不在潘有声之下。这又着实令胡蝶感动不已。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戴笠再一次导演了一场戏——他派特务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将潘有声投入监狱，并料定胡蝶会去求他救人，这时他再贼喊捉贼地把潘有声从牢里保出来。这样一来，胡蝶更加视戴笠为大恩人，这份厚重的人情将来迟早是要还的。

　　不仅如此，戴笠还为潘有声安排了个专员头衔，并给他搞了一张通行证，以方便潘有声在滇缅公路跑运输为名将潘有声支开，趁机更亲密地接触胡蝶。这些伎俩潘有声心知肚明，为了不让戴笠得逞，他以照顾胡蝶为由拒绝接受委任和通行证，决定继续留在重庆。不料，戴笠被激怒了，于是派特务再次将潘有声逮捕，而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关他三两天，而是要把潘有声永远赶出重庆。胡蝶得知了丈夫被捕的消息，情急之下再一次求助戴笠，戴笠这次可没有上一次那么“仁慈”，他不仅不救人，还当着胡蝶的面对潘有声大肆指责辱骂，胡蝶为之大怒 ，痛骂戴笠，情绪激愤。戴笠见状，却认为时机来了，于是对胡蝶说：“你现在既然愿意为他焦急，我看在你面上，再救他一次。你答应我……”胡蝶救夫心切，便不假思索地同意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可她万万没想到，这正中戴笠下怀——魔鬼的交易从这一刻开始了。

　　戴笠并没有兑现他的允诺——把丈夫还给胡蝶。恰恰相反，他派人把潘有声遣送到云南，让他们夫妻永世不得相见。

　　在胡蝶面前，他将一切推到潘有声身上。告诉胡蝶是潘有声自己要去云南做生意，养家糊口。而为了阻止胡蝶跟潘有声见面对质，他更是暗地派人在胡蝶前往机场的路上故意让汽车抛锚，使胡蝶没能见到丈夫最后一面。

　　就这样，在潘有声走后，戴笠名正言顺地将胡蝶安置在了自己的公馆，占有胡蝶在他看来已如探囊取物，轻而易举。一天，他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胡蝶的房间，并恬不知耻地向她表白。胡蝶惊愕万分，立即表示不从，不想戴笠却立即拿出一枝美式手枪，顶在自己的头上，以死相要挟。胡蝶生性善良柔弱，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说了些宽慰的话，从戴笠手中将枪拿了下来。然而，戴笠老谋深算，他清楚这个时候不能硬来，便装出善解人意的样子离开了。

　　然而，戴笠终究不会放过胡蝶，没过几天，胡蝶还是被戴笠霸占了。

　　1943年，戴笠如愿以偿地与胡蝶在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同居。

　　尽管这里布置得极尽奢华，但胡蝶还是厌恶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了一万多法郎。因为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不乐。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承他，心中却日夜思念着自己的丈夫潘有声。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在物质上满足她。他在附近的神仙洞畔，为胡蝶建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 使胡蝶不必爬坡，他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上司，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而凡此种种，只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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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胡蝶与戴笠之间并非没有感情。如果说他们最初在一起仅仅是一场权色交易，是胡蝶忍辱负重装出来的；那么在不断的相处中，胡蝶确实正在逐渐被戴笠对她的爱所打动。这不仅是因为戴笠对她百依百顺，关怀备至，更重要的是她相信戴笠对她的爱是真心实意的。戴笠过去风流成性，不知与多少高级长官的姨太太、小媳妇有过私情，可他却从不避讳。他坦言——自己是个享乐主义者，但更是个爱美主义者。胡蝶就是他心中最美的女神，拥有她一人今生足矣。这些话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胡蝶听后还是很感动的。与此同时，胡蝶虽只是一个弱女子， 其抗日救国之心却不逊于堂堂男儿。戴笠当时是蒋介石手下抗日救国的得力干将，抗日态度之坚决也令胡蝶心生敬仰。对于像胡蝶这样一个饱 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女明星来说，接受这份感情就意味着在乱世中找到一个坚实的依靠。更何况，丈夫生死未卜，自己又身陷戴家，反抗本来就无济于事。

　　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了胡蝶的遭遇之后非常恼火，当即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去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之后，潘有声又多次到军统局和戴公馆寻找妻子，但都被戴笠的警卫拒之门外，二人始终不得相见。其实戴笠本想除掉潘有声，但又怕伤害胡蝶的感情， 所以就明确地告诉他，想把胡蝶带走根本不可能，并劝他回昆明继续做他的生意，对胡蝶彻底死心。尽管潘有声对胡蝶情真意切，但他自知能力有限，跟戴笠作对，无异于以卵击石。无奈之下，心力交瘁的潘有声只好先回昆明，以图后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作为抗战功臣的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他先让胡蝶飞往上海，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然后自己再去上海与她见面。然而，就在戴笠兴冲冲地赶往上海的时候，他因飞机失事在南京近郊遇难。戴笠的死就仿佛是上天的安排，胡碟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丈夫的身边。

　　这对饱经离患的夫妻终于破镜重圆。最后，胡蝶基于对政治因素、事业发展和社会舆论众多方面的考虑，和潘有声双双离开上海，奔赴香港。

　　然而，胡蝶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面对生活的种种磨难，她总能欣然接受。虽然重庆带给了她数不尽的痛苦和屈辱，但当她告别这座山城时 ，却仍能不无怀念地说：“当飞机徐徐飞起，山城变得越来越小，嘉陵江成了一条线时，心中不免起了眷恋之情，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当你离开了一个地方时，会将这里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淡出，而在那一瞬间留下的只是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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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胡蝶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影坛，4年的时间杳无音信，她已经成了一个谜。而这4年中的悲欢离合，也在人们各种各样的猜度谣传 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即便是在她80岁时写的传记中，她也只是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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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如人生

　　胡蝶的一生曲折坎坷，但内容却十分丰富。作为一个演员，胡蝶并没有终日沉浸在“影后”的光环之中，而是始终对她所钟爱的电影事业 孜孜以求，不断塑造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在胡蝶初登影坛的时候，人们将她视为花瓶，认为她只是徒有其表，演技平平。胡蝶对此不予理睬，而是潜心研究电影，提高演技。

　　胡蝶的演艺生涯，从二十年代末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出演影片80余部。然而，她最辉煌的时期还是在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初，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与压榨而逆来顺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歌女形象刻画得相当成功。在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中，她塑造的秀娟不但富有反抗精神，而且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广受好评。最成功的还要属她主演的《姊妹花》，这部电影是她表演艺术的巅峰之作。

　　影片中，她一人饰演两个有着不同生活道路的双胞胎姐妹大宝、二宝。她将两个身份悬殊、性格各异的女性演绎得鲜活生动。果然，电影公映后，打破了国内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

　　后来她又远赴东南亚、日本、西欧诸国演出，也大获好评。胡蝶饰演过娘姨、慈母、女教师、女演员、娼妓、舞女、阔小姐、劳动妇女、 工厂女工等多种角色，胡蝶横跨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成为三十年代我国最优秀的演员之一。

　　与潘有声结婚以后，胡蝶本打算就此息影，但碍于当时与“明星”的合同尚未到期，所以双方就商定了“一年一片”的拍片进度。后来在 “八•一三”上海战役中，“明星”制片基地被炮火炸毁，这样，胡蝶与“明星”的合同也就自动解除了。她这才随夫逃往香港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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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在内地是一顶一的影坛巨星，来到香港也不例外。当时的香港尚不存在战争的危险，因此胡蝶在香港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 1938年，一个叫张善琨的人让胡蝶在香港的影坛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张善琨原是香港大世界游乐场的董事兼总经理，后由于对电影的特殊兴趣，在1934年组建了“新华影业公司”，这次正逢胡蝶来港，便劝说胡蝶加盟“新华”，胡蝶欣然接受。其实她答应再度拍片不过是为生活平添些乐趣罢了。于是胡蝶在进入“新华”以后，分别在1940年和1941年主演了《绝代佳人》、《孔雀东南飞》。在香港居住了4年后，香港沦陷 。

　　这之后由于战争原因，胡蝶的演艺事业曾一度中止，特别是在被戴笠囚禁期间，虽接拍过一部吴永刚导演的影片《建国之路》，但终因种种战争因素无疾而终。后来，胡蝶选择赴港继续发展。

　　来到香港之后，胡蝶打算彻底退出影坛，回到丈夫身旁，一心做他的贤内助，帮忙打理家族生意。她借助自己的声誉，为丈夫所经营的“ 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作形象广告，这使得潘有声的生意发展甚好。可不久，一家新的电影公司的成立，使胡蝶重下银海。

　　这就是有张石川、周剑云等人加盟的“大中华影业公司”。其中许多演员编导都是胡蝶甚为熟悉的业内同行。于是她在1946年加入了“大中华”。在“大中华”的第一年，她主演了两片《某夫人》和《春之梦》，但都反响平平。1948年6月，胡蝶又转入“长城”影业，拍摄影片《 锦绣天堂》。这几年拍的电影都谈不上佳作，放映效果也很一般，但对于那时的胡蝶来说，一切功名利禄早已不再重要，自己尽了兴便好。

　　1949年，潘有声的离世对于胡蝶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丈夫生前经营的洋行和热水瓶厂濒临倒闭，胡蝶只得忍痛将厂子盘了出 去，自己退居家中，尽其母责孝道。此后的十年中，她再没有出演过任何角色。

　　直到1959年，年过半百的胡蝶在阔别电影界十年之后，应邵氏公司的邀请，重新打点行装，返回了影坛。这个邵氏公司其实并不陌生，原来它的前身就是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因此胡蝶接受邵氏之邀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