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家族盛衰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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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上）

　　
　　东晋王朝在经历了王敦之乱之后主弱臣强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祖逖被气死王敦被翦灭之后，总有新的手握兵权的权臣出现，其中颇有一些扇起血雨腥风者。就在王敦之乱后没几年，还发生过苏峻之乱，他不像王敦，攻入建康之后纵兵烧杀，甚至冲到了宫廷之中。在这段时间之中，又是王导，倾尽全力维护着王室，虽然他不免有依违叛乱势力之嫌，但是正是他的不懈努力，东晋小朝廷才得以在外敌威胁叛臣作乱和众多大族之间矛盾不断的情况下巩固了下来，而没有像中原那样生灵涂炭，“几人称王复又几人称帝”。在和平时期，王导也很有一套治国方略，他主张“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种为政方针在当时政局尚不稳定国力尚不强大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针。不过，王导这种主张，又从某种程度上说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

　　以往常有人摸不透为什么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出现了那么多意气激昂的爱国词人，而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却一片娴雅从容？我感觉这种情况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东晋的国力和南宋实在没法比，东晋初年长江以南的开发程度其实还是很低的，当时开发的最不错的地区也就是江浙一代和荆州一代而已，不像南宋，生产发达而且湖广和赣闽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二是魏晋时期中国政治格局属于豪族政治，国家利益常常表现为一些寡头家族的利益，不像宋代那样国家机器完备，士人也好，大族也好，都对国家有一种“纵向依赖”。前者容易导致“主弱臣强”，国家更是不容易组织像样的北伐，东晋时候几次北伐多数是强臣组织的，比如庾亮桓温殷浩等等。而南宋则有这个能力北伐而不北伐，苦衷少而惰性大，怎能让人不郁闷？三是两朝士人心态严重不同。晋人受玄风沐化已久，比较习惯于委任运化，作风上洒脱不羁，具备很强的适应安逸环境能力。刚一渡江的时候他们倒是痛苦过，不过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环境骤变引发的哀叹，“为私之嗟”多于“为公之叹”（这让我想起了白痴皇帝司马衷）。宋人则早已经历了儒学的半衰期，在哲学世界观上更多地形成了大局观，个人的情志和家国观念协调的很好。《浅酌低唱》一书指出，宋人心态中既有纵情享乐随缘恣肆的方面，也有忧国忧世之心和仗义勇敢之气。因而，宋人如此忧国，晋人如此旷达，也是正常的。四是经济因素。《中国文化的清流》一书作者王晓毅认为六朝的经济单元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世家大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很满足了，这当然要影响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六朝大族在朝代变更的时候多数采取的是“将一家物与一家”的态度，而不是尽忠到底。宋代很少有六朝那样的世家大族，大家生活的幸福美满离不开国家的繁荣稳定，他们都是与国家栓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自然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

　　以上几点当中，士人的心态甚至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人的行为和人的心态在历史上应该受到我们更多的重视。

　　东晋时期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偏安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东晋人喜欢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天地，比较追求那种优雅从容的气度并且喜欢怡情于江南的清山秀水。在这段时期，王家和谢家各出了一个引领风潮的代表人物，王家为王羲之，谢家为谢安石。

　　
　　王羲之字逸少，父亲王旷是王览的孙子。在名士如林的王家当中，王羲之小时候比较“讷于言”，不像他那些风云叱咤的族辈们那样从小就聪明伶俐引人注目。不过还是有些有眼光的发现了王羲之这个人才，比如因王导而死的周顗。据说王羲之13岁的时候在周顗家做客，周顗似乎觉察出了这个小孩的光辉前景，亲自割牛心炙给他吃，当时在座的客人都还没吃呢。于是王羲之也跳了“龙门”，有了点小名气。

　　长大之后，王羲之无论是辩才还是书法还是作风，都已经非同一般。当年太尉郗鉴派自己的学生上王导家找个雅士当女婿，王导让他到东厢自己选。这学生回家对郗鉴说：“他们家少年都不错诶，不过听说我来了都不好意思起来了，只有一个小伙子仍然躺在东床之上露着大肚皮吃东西，就当我不存在一样。”郗鉴大喜：“就是他了！”这人正是王羲之。“东床快婿”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王羲之早年是庾亮麾下的长史，直到庾亮死后才被推荐为江州刺史。当时满朝公卿都爱他的才气，屡次让他入朝做京官，他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他便回信表白：“我没有庙廊之志。”是的，他更喜欢在山水秀美的地方做个地方官，因此苦求宣城刺史的职位。最后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次他高兴地赴任了。会稽这个地方本是众多南渡大族的聚居之地，而且山水秀美，正是士人们最喜爱的地界之一。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经说此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覆盖其上，仿佛云蒸霞蔚”。会稽这个地方不仅在当时为士人所重，后人也都纷纷留下美文佳章描写会稽附近山水之美。

　　山水之美可以怡情，这早就是古人的共识。而在秀丽灵奇的山水中潇洒纵论，更是人生一大乐事。王羲之来到会稽之后，很快与当地众多名士聊到了一起，包括同样是名家子弟的孙绰、居住在东山的谢安、名僧支遁、隐士许询等等。当时大家在这里纵情山水，饮酒清谈，偶有潇洒的玄言诗和骈体文问世，当真是“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

　　在会稽期间，王羲之等等名士还组织了“兰亭之会”。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晋元帝司马睿当初是如何树立威名的。那时候他实际上是借了上巳祈福的机会搞了一次仪仗队演习而收服了江南大族的心的。后来三月三上巳就成了士人们固定的在水边饮酒聚会嬉游清谈的日子。晋穆帝永和九年上巳，四十二位名士齐聚山阴兰亭（今绍兴西南）饮酒赋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亭禊集”。当时众多士人的诗歌都被收到了《兰亭集》当中。不过，比这些诗歌更受士人关注和传诵的，是王羲之作的《兰亭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