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族的女性（家族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taishici

我们王氏家族的族兄王怀安（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说过：“家族史是中华民族史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今天我们坐在一起，研讨我们家族的文化，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家族文化研讨会给我定的题目是《王氏家族的女权》，可是，我还没有活到充分理解王家女权的年龄，就已经“鼎变”了，在回忆里，除了“祖母当家”“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信条，再也没有更多的内容了。而这些信条，在当时，也并非仅只适用于王家。

所以，我擅自把标题改成了《王氏家族的女性》。

好像胡适先生说过（记不清原话了）评价一个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对待女人和宗教的态度。这里，我又擅自免掉了宗教，扩大了男人的外延，于是我巧妙地篡改了胡适先生的语录：

评价一个家族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对女人的态度。

——开明与宽容

新发现的王氏族谱为我们找到了从这一个角度评价我们家族的契机。

“鳏夫再娶，寡妇改嫁，祠堂付银二十两”。

这个规定，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且，从深层次上看到开明和宽容——家族给予了妇女的最大自由——改嫁的自由。

虽然，贞女烈妇，祠堂付银是五十两，从数量上褒扬了节孝女子，好像是把改嫁的女子排在了等而次之的位置，“自私”地把家族的繁衍放在了第一位，但是，这个规定，至少让王氏家族的女性们在守节和改嫁上有了一个选择的可能。所以，当我们顺着五十多年——或者更多年来的模式思维，认定“每一座节孝牌坊下都是妇女的辛酸血泪”时，我们不妨想想这个规定，我们这些后人，有什么权利认定她们都是被迫而非自愿呢？认定她们都是痛苦牺牲而非幸福坚守呢？

话题还是回到“改嫁”的问题上来，家族不仅给予了妇女改嫁的自由，而且还敢于在族谱上大书特书，还敢建祠堂加以旌表，这就不仅仅是开明和宽容了，今天看来无疑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挑战。

关于木支寡居的儿媳带着儿子改嫁到余家，后来儿子又还祖归宗的故事，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后人没有以此为耻，反而不忘余家养育之恩，从此定下后人复姓“王余”的规矩。这在“从一而终”“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看来，可视之为“家丑”的大事，被王氏家族以感恩的方式代代传系。
我们不能不对我们的祖先胆敢挑战千百年来的道德观念肃然起敬了。



评价一个家族的最简单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看女人对家族的态度。

——忠诚与坚守


还是从木支的复姓“王余”说起吧，木支有个亮公祠，记载亮公死后，家境困难，亮公之妻带着两个儿子改嫁余家。其子秉刚公兄弟在余公殁后，还宗王家，葬余公于一蚂蚁坟。兄弟皆发达。秉刚公命子孙改复姓“王余”，世代不忘余公养育之恩（故还祖报恩，复姓王余，仅在木支），且从秉刚公始。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什么什么有意义的结论呢？如果说允许妇女改嫁是家族的开明和宽容，那改嫁到了余家，还能教育儿子不忘余家养育之恩，又能让儿子认祖归宗，规定子孙复姓“王余”，这无疑是需要信念和勇气的，这种对王氏家族的回归感战胜了当时女性对改嫁行为的讳莫如深。我们王氏家族的聚合力，从这位女性对家族的情感和态度上已经清晰可见了。

如果说留在王家守节的妇女受到朝廷和祠堂褒奖，衣食无忧，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守节”尚属不易，那“贫贱不能移”呢？个中的艰辛与屈辱又有谁能想像得到呢？

木支的侄孙明晦的故事，大家不妨听听。

明的父亲在鼎变之后，失去工作，只好赶“溜溜场”做小生意，赚点脚力钱来糊口，但却被有司以“谋”├”的罪名，发配新疆。虽然两年后，被无罪释放，但在新疆就业的父亲却因路途遥远路费昂贵直至1968年去世，再也没有回过自贡。父亲被带走时，最大的姐姐11岁，明只有8岁，弟弟三岁，最小的妹妹还未出生，在艰难的岁月里，忍辱负重的母亲靠摆一个小小的烟摊子含辛茹苦养大了四个孩子，活到70多岁去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她用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坚韧，什么叫做守望，什么叫做承诺。

太多了，这样的女性太多了。在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逆转之后，她们往往比男人更能迅速适应这种巨大的转变，下苦力，当佣人，洗衣服，做针线，帮人看孩子……用她们并不宽广的肩膀挑起了生活重担，养育了王氏家族的后代，没有她们的忠诚与坚守就没有在座的我们，可以说，王氏家族的繁衍生息她们是无名的功臣。

那就让我们再一次对这些有名或无名的女性致以敬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