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家族盛衰记3

路桥乡青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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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睿很早就开始对王家有戒心了。为了削弱王家的作用，他起用了一些王家的政敌进行牵制，其中刁协、刘隗更是他的心腹。这两个人也很“尽心”，一直在找各种机会抑制士族，尤其王家。王敦的哥哥王含就因为过于骄纵而受到了两人的弹劾，并牵连到王家很多人。虽然事情被司马睿压下去了，但是嫌隙却是越来越大了。

　　司马睿对在外带兵的王敦最不放心。为了牵制他，司马睿多次派遣非王敦心腹到王敦所辖区域任要职。太兴四年，司马睿又任命刘隗戴渊等人坐镇淮阴、合肥等军事要地，并强征扬州佃客、奴隶到军中，说是抵抗“胡人”，其实是用来防备王敦。老经世故的王敦怎能连这点手段都看不出来？平心而论，王敦虽然为人骄横，却没什么觊觎帝位的野心。平白受到猜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因此，王敦在酒后经常吟唱曹操的乐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唱还一边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被打出了一个个缺口。这正像后世一位诗人说的：“壮怀犹唱缺壶歌”。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终于难以忍受司马睿的猜忌，起兵武昌，率大军东向，强烈要求“清君侧”。在起兵期间，他曾给司马睿上疏多次，其中历数了司马睿的亲信刘隗、刁协的罪状：“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

　　司马睿阅后大怒，下诏讨贼，并宣布：“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王马的反目，在东晋那种“主弱臣强”的情势下几乎是必然的结果。魏晋南朝本就是豪族政治，当皇帝的家族也不过是一个大豪族而已，而且汉代那种正统儒学也不被人重视，强大的家族更不会把皇帝看得多么神圣。东晋一朝尤其如此，在此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东晋皇位不过是一抔珠宝而已，尊之则显贵无比；否之毁之，则任人拉杂催烧。

　　当时朝廷当中的大臣们似乎并不是非常反感王敦起兵，到底刁协刘隗的刁横霸道确实让人讨厌。据说只有周顗拍案而起：“人主不是神仙，孰能无过？人臣怎可以举兵抗上？”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史臣称颂不已，认为他说的“平正通达”，这是后话。

　　司马睿本以为自己一封诏书能让天下勤王之师云集响应，自己设置的牵制力量至少也能替他抵挡抵挡。没想到这些人如何能和浴血疆场几十年的王敦抗衡？很快王敦就兵临建康城下。这时候，曾被司马睿寄予厚望的刘隗居然带着司马睿给他的部队投靠了北魏！刁协本来也逃跑了，可惜年老跑不动，死在江陵。

王敦在占领建康之后，并不去“朝见”皇帝。但是，他更没有篡夺皇位，也没有为难其他大臣，只是逮捕了曾经骂过自己牵制过自己的周顗、戴渊。

　　周顗本人也是世家子弟，为人很有名士派头。因为饮酒成瘾，人称“三日仆射”，意思是他大醉时候多，能清醒下来当他的仆射时候少。他和王导关系一向不错。有一次王导喝多了，曾趴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问：“此中有何物？”周顗说：“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足以装下几百个你这样的人。”王导听了唯大笑而已，也不在意。

　　王敦起兵后，王导深为恐惧。加上刘隗刁协本就总敲打王导，所以他惊怖之下，竟带着在京做官的20多位子侄每天早上跪在宫门口请罪。有一天周顗进宫，王导希望周顗能替他说些好话，便小声对他说：“伯仁（周顗的字），我全家100多口，就靠你了。”结果周顗就当没听见，昂首走进宫去。等他从宫里出来，已经喝的晕乎乎的，王导和他招呼，他还是不理不睬，一边走还一边嘀咕：“今年杀贼子，取个斗大金印……”

　　结果现在周顗命悬王敦之手。当时王敦不知道王导和这俩人是敌是友，就来问王导：“这俩人是当今人望，是不是给个官当当？”连问了几次，王导都沉默不语。王敦有点明白了，这时眼中凶光一闪：“如果不配为官，那么应该杀掉！”王导还是沉默。于是，两人都被王敦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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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之后，王导有一次整理中书省的文件，才发现周顗极力维护自己为自己辩白的奏章。而且那天王导跪在宫门，周顗一进宫就激烈地维护自己全家，只不过没有在王导面前表示出来而已。可是王导却在能救活他的时候没有引手相救……一股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心头，他回家的时候对儿子们说：“我虽不杀伯仁，但是伯仁因我而死。幽明之中，负此良友！”

　　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指出王导表面上宽和雍容，实际上也摆脱不了文人政治家的一个恶劣习气：外宽内忍。

　　
　　成功地“清君侧”的王敦没有得寸进尺，在京中做完了他最想做的事情之后就退回了武昌。当年，感觉很丢面子的司马睿却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王敦似乎意识到局势对自己可能会不利，便暗示小皇帝让自己入朝。司马绍抵抗不了，只得答允。于是，王敦进驻姑孰（今安徽当涂），并对朝廷中重要官职进行了重新安排，众多王氏子弟都被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上。就在这时候，他却病倒了。他的亲信钱凤等人问他后事。王敦说了三计，其中上计是解散军队，归顺朝廷；下计是攻破建康，控制中央。可见王敦并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乱臣贼子。可是当时势已如此，解散军队那下场实在难卜，加上钱凤等人利令智昏，最后终于下决心把王敦的下策当作上上策！

　　王敦此时知道自己大限已近，便诛杀了很多政敌，甚至一些和他仇怨不深却为他所忌惮的也被他杀掉了。他还派温峤到朝廷窥视晋明帝，没想到温峤一到朝廷就“具言敦谋逆”。于是东晋朝廷决心灭掉王敦。

　　当时小皇帝做事情也很隐蔽，他一方面设法稳住王敦，另一方面亲自观察王敦的兵力部署，回来之后广为调兵遣将，并宣布“王敦已死”，用来涣散军心。

　　此时王导的心情是复杂的。当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王敦必然失败，决心与朝廷站在一起，但是当王敦所依仗的王含带兵攻到建康的时候，王导写信劝王含束手，同时却也暗示了朝廷的兵力部署。可见，王氏家族的“于时俱进”活用的非常纯熟，这大概也是琅琊王氏多年活跃于政坛的重要原因吧？

　　王含作为王敦的兄弟，水平和人望却和这位友于不可同日而语，没打几仗就被王师击溃。钱凤也败于京畿。王敦听说此信，夜梦白犬从天上下来咬啮他，很快就愤恨而死，时年五十九。不久王敦的势力星散，心腹被杀，自己的头也被悬到了京师城墙上。可叹一代名族之后，竟落到了这个下场！

　　王含和王应父子没有死于疆场，而是逃到了荆州刺史、本族人王舒那里。没成想王舒为了自保，竟至“大义灭亲”，把爷俩双双扔进长江。

　　
　　经过这次变动，王氏家族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族中也仅仅死去了几个老人而已，大部分势力，尤其王导一支，却几乎是毫发未损。这到底是因为王导的德高望重？还是因为王家的“与时俱进”？还是因为……我们不得而知。

　　王家第三代除了我们用四个章节提到的“五王”以及王含、王舒、王廙之外，还有些人物也颇值得一提，比如王彬。

　　王彬是王廙的弟弟，王览的孙子，是王敦王导的堂兄弟。他做官无甚殊勋，却很仗义勇敢。当初王敦杀死周顗之后，人人胆寒。可是王彬却“先往哭伯仁”，哭得非常痛切。随后当他面见王敦的时候悲痛的表情还没消散。王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彬回答：“向哭伯仁，情未能已。”然后激烈地批评王敦此行不义，竟至于声泪俱下！王敦当然大怒，当时就威胁要杀掉王彬。王导连忙劝王彬跪下谢罪。王彬抗声说：“我脚有病，在天子面前都不下跪，更别说你了！”王敦更是气的不得了，怒问：“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王彬意气自若，殊无惧容。王敦到底没有害他。

　　
　　琅琊王氏第三代的辉煌历史我们就叙述到这里吧。王氏虽然在权势上不如第三代，他们的风流文采和娴雅气度却远远胜过了第三代，这其中就有闻名后世的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彪之等等。

七琅琊王氏：《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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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王朝在经历了王敦之乱之后主弱臣强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祖逖被气死王敦被翦灭之后，总有新的手握兵权的权臣出现，其中颇有一些扇起血雨腥风者。就在王敦之乱后没几年，还发生过苏峻之乱，他不像王敦，攻入建康之后纵兵烧杀，甚至冲到了宫廷之中。在这段时间之中，又是王导，倾尽全力维护着王室，虽然他不免有依违叛乱势力之嫌，但是正是他的不懈努力，东晋小朝廷才得以在外敌威胁叛臣作乱和众多大族之间矛盾不断的情况下巩固了下来，而没有像中原那样生灵涂炭，“几人称王复又几人称帝”。在和平时期，王导也很有一套治国方略，他主张“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种为政方针在当时政局尚不稳定国力尚不强大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针。不过，王导这种主张，又从某种程度上说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

　　以往常有人摸不透为什么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出现了那么多意气激昂的爱国词人，而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却一片娴雅从容？我感觉这种情况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东晋的国力和南宋实在没法比，东晋初年长江以南的开发程度其实还是很低的，当时开发的最不错的地区也就是江浙一代和荆州一代而已，不像南宋，生产发达而且湖广和赣闽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二是魏晋时期中国政治格局属于豪族政治，国家利益常常表现为一些寡头家族的利益，不像宋代那样国家机器完备，士人也好，大族也好，都对国家有一种“纵向依赖”。前者容易导致“主弱臣强”，国家更是不容易组织像样的北伐，东晋时候几次北伐多数是强臣组织的，比如庾亮桓温殷浩等等。而南宋则有这个能力北伐而不北伐，苦衷少而惰性大，怎能让人不郁闷？三是两朝士人心态严重不同。晋人受玄风沐化已久，比较习惯于委任运化，作风上洒脱不羁，具备很强的适应安逸环境能力。刚一渡江的时候他们倒是痛苦过，不过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环境骤变引发的哀叹，“为私之嗟”多于“为公之叹”（这让我想起了白痴皇帝司马衷）。宋人则早已经历了儒学的半衰期，在哲学世界观上更多地形成了大局观，个人的情志和家国观念协调的很好。《浅酌低唱》一书指出，宋人心态中既有纵情享乐随缘恣肆的方面，也有忧国忧世之心和仗义勇敢之气。因而，宋人如此忧国，晋人如此旷达，也是正常的。四是经济因素。《中国文化的清流》一书作者王晓毅认为六朝的经济单元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世家大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很满足了，这当然要影响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六朝大族在朝代变更的时候多数采取的是“将一家物与一家”的态度，而不是尽忠到底。宋代很少有六朝那样的世家大族，大家生活的幸福美满离不开国家的繁荣稳定，他们都是与国家栓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自然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

　　以上几点当中，士人的心态甚至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人的行为和人的心态在历史上应该受到我们更多的重视。

　　东晋时期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偏安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东晋人喜欢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天地，比较追求那种优雅从容的气度并且喜欢怡情于江南的清山秀水。在这段时期，王家和谢家各出了一个引领风潮的代表人物，王家为王羲之，谢家为谢安石。

　　
　　王羲之字逸少，父亲王旷是王览的孙子。在名士如林的王家当中，王羲之小时候比较“讷于言”，不像他那些风云叱咤的族辈们那样从小就聪明伶俐引人注目。不过还是有些有眼光的发现了王羲之这个人才，比如因王导而死的周顗。据说王羲之13岁的时候在周顗家做客，周顗似乎觉察出了这个小孩的光辉前景，亲自割牛心炙给他吃，当时在座的客人都还没吃呢。于是王羲之也跳了“龙门”，有了点小名气。

　　长大之后，王羲之无论是辩才还是书法还是作风，都已经非同一般。当年太尉郗鉴派自己的学生上王导家找个雅士当女婿，王导让他到东厢自己选。这学生回家对郗鉴说：“他们家少年都不错诶，不过听说我来了都不好意思起来了，只有一个小伙子仍然躺在东床之上露着大肚皮吃东西，就当我不存在一样。”郗鉴大喜：“就是他了！”这人正是王羲之。“东床快婿”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