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

太阳雨

书评



——读史景迁的《王氏之死》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所著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书，主要通过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代间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重建了1668-1672年间，中国山东省郯城的生活场景，并且在这个场景中，通过妇人王氏的经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时的社会心理。

本书前面很大篇幅主要通过这些资料，对17世纪中国北方这个小山村的土地耕作、税收、地方恩怨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合理及其大胆地描述，用流畅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年代人民各个方面的生活样态，使我们在关注宏大历史叙述的间歇对底层人民生活中的细节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面一小部分将王氏——一个历史长河中的小人物，放入到大历史的背景之中，使读者更能体会到王氏之死的社会原因，以及可以从她一个小人物的身上窥测出这个社会的一个侧面。本书如此安排将“微观历史”现象放入“宏观历史”结构之中，弥补了从个案入手的不足。并且又将复杂、抽象的历史问题用叙述性的语言，具体的事件来表现的极为精彩，使读者对历史著作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写作方式将历史还原到了它开始时的形态——讲故事，使读者更能用一种温情来看待历史中的种种。

本书的史料选用虽然不多，但各具特色。地方志代表了当地当时一种比较正统的声音，它记录的多是“大”的事件，对细节和个人涉及较少或基本为零。但是它反映了更大程度上的正确性，同时也能从侧面反映民间的东西。黄六鸿后来的回忆笔记正好弥补了地方志的不足，它一方面可以代表当时社会中一类人的看法，同时记载了一些官方档案所不收录的枝端末节，并且以他曾任郯城县令一职的背景来看，更可能知道一些普通民众所不能知道的内幕，以及他可以更宏观把握当时的社会状态。所以他的回忆笔记对重建那段历史有很大价值，但也不能盲从，因为回忆性的笔记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其间的一些回忆很可能有误差或者受他作笔记时的价值观影响。而且他也只能代表官绅一层的看法，至于民间的生活样态，他的笔记还不能够准确表现。要想了解民间真实的声音这一点很难，因为当时民间读书识字之人不多，且用文字（或其他东西）来记录他们自己所思所想的人更是少之甚少。所以重建民间的场景就难上加难，于是，史景迁用了离郯县不远的淄川县中一位没落文人蒲松龄的笔记小说——《聊斋志异》。虽是笔记小说，但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比较流行的价值观念和主要的社会问题。并且，中国古代文人的文言小说一个主要观念就是实录，所以即使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多么荒诞不羁的事情，当时在他们看来还是有一定可信性的。从这个层面来说，古人的文言笔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史料价值的，并且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也广泛搜集当时社会上的奇异故事，这就使得他的笔记不但能代表他所接触的那个范围的情况，更能扩展至其周围的其他地方，如郯县。三种史料交叉运用可以立体地表现出那个年代的社会背景，为后面妇人王氏的出场打下基础。这样的设计不但可以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更能从王氏这一个案中清楚得体会出在宏观历史背后小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

史景迁的这本书，可以说保持了他一贯的作风，将浩瀚的档案、笔记资料灵活运用，且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这是对史料充分熟悉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他的史料运用也与别人有不同之处。他不是将史料中的共性提炼出来，给读者一个平铺直叙的结论，而是自己对整个社会背景有了一个全面认识之后，用各个细节来讲述自己的结论。这样子可以让读者在阅读中发现，在发现中体会。这种叙述性的写作方式，有的人认为是后现代史学的主张，有人说是社会史，微观史的主张。不管属于什么流派，他都是在大背景下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写作方式带有一种人文关怀在里面，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学术潮流。

但是在看过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些著作之后，不难发现他还是多多少少受其影响。《王氏之死》成书于1977年，这一时期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已经蔚然成风，深处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也开始同他们一起向社会心态史领域进军。例如差不多同一时期的美国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所著的《屠猫记》，它从法国文化史的一个个片段着手，对法国文化进行了断层扫描。这本书同样妙趣横生，同样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各种细节做了细致描述，并且谨慎揣测了时人的心理状态。同时，《王氏之死》中还保留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勒华拉杜里的遗风，与他的《蒙塔尤》一样，史景迁的这本书中也带有浓厚的地域意识。不同的是，《蒙塔尤》主要是用当地宗教裁判所法官的个人记录，而《王氏之死》则用了三位一体的资料。这一点上《蒙塔尤》对那个小村落的建构更为完整和系统，《王氏之死》则次之。其实这也不能过于苛求作者，因为学术研究本来就带有一定的风险，它对学者的要求不但是能力上的，还有很大程度是机遇方面的。史料的发现和获得本身就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从整体来看，本书的写作线索就是从细节处进行想象，由想象来建构场景，从场景来反映社会背景。这种写作方式虽不能说是独创，但史景迁确实以他的敏锐、深邃和独特征服了大批读者，并且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王氏之死》通过史景迁对史料的驾驭能力，取消了历史与虚构之间清晰的界限，让读者可以在现实和梦幻之中任意穿梭。这本书并没有说教式地告诉读者一个准确的结论，而是让读者在他建构的场景中自己体会，可以达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这一方面让人感觉似乎回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但它确实可以对近代传统的史学研究有所启发。我们在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的同时，可以关注一下社会史、心态史，我们在撰写学术论文时，除了用艰深难懂的理论、枯燥无味的史料，也可以用引人入胜的细节、优美流畅的文笔来表达思想，这样我们在满足小范围读者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大众的口味。做到这些后，我们的史学研究才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这本书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足。本书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但他的材料还是不够充足的，尤其表现在后面关于寡妇和王氏的章节中，几乎完全使用《聊斋志异》的内容。笔记小说虽说带有作者纪实的观念，但个人认识的不同导致这个“实”的理解也会有偏差。即使不执着于笔记小说中的细节，只去体会它反映的社会心理，也是不够客观的。因为笔记小说有时候反而不能反映当时的正统思想，它带有作者浓厚的价值观念。所以，笔记小说只能反映社会的一个侧面，并且要真正反映这个社会的侧面，一家之言是不足为信的。我们要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并且尽可能去熟悉材料的性质。

总之，《王氏之死》一书可以给我们很多借鉴的地方，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历史著作。但是，我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