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王氏”显赫明清之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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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鲁中晨报》2009.6.3 八版）

桓台新城王氏是从平民之家发展起来的官僚世家，在明清时期是山东地区著名的世家大族。这个家族自明代中叶始以科举起家成为望族，至清代中叶，持续兴盛200年之久。明清时期科举望族盛衰演绎迅速，许多家族数代之间就败落了，在其他望族纷纷沉沦之际，新城王氏为何能长期门第不坠?

记者经过多日走访，探寻王氏后代，查询了大量史料，希望揭开王氏家族发展及其兴盛的原因。


晨报记者 贵银 张磊 姜涛
“新城王”后代的家族情结

5月30日，新城镇王渔洋纪念馆西侧的一户民居。

时值晌午，院内炊烟袅袅。眼前的是一栋两层民居，这在平房满目的新立村，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民居的男主人名叫王克家，今年59岁，是现如今仍住在新立村为数不多的王氏家族的后人，依王氏家谱所载，王克家列排家谱第十一世，为王渔洋之后。


敲开院门时，恰逢王克家出门卖琴，二胡、京胡和坠琴摆满了车座。妻子巩昌芹正在堂屋看电视，见记者来访忙起身相迎，举手投足间的文雅与含蓄，让人无法将眼前的这名56岁妇女，与村妇相提并论。巩昌芹告诉记者，1976年，她与王克家结为夫妻，婚前，她已是桓台县索镇镇一学校的在职教师，而那时的王克家只是该校的一名临时工。


巩昌芹坦言，当年，自己之所以看上丈夫，并不是因为其为王渔洋之后，而是因为王克家“很有才”。

的确，现实中的王克家不但懂乐器的使用和制作，还从事过车工、钳工等工作。

王克家说，他所制作的琴全是依靠自己“琢磨”，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培训，每一把琴都是纯手工打造的。从选料加工，到刷漆调音，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试验最终成功。谈到当年的制琴经历，王克家用一句“失落并兴奋着”，总结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新立村，与王克家同为王渔洋后代的，还有他的三个兄弟。老大是商人，老三是公务员，老四搞房地产开发，只数老三王克家和他的琴最为平实。


如今，王氏家谱传至十一世王克家一代已修补了八次，渔洋之后也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桓台新城问祖寻根，“这是一份亲情、一种尊重，也是王渔洋的后人们永远不会改变的信仰。”

从普通农户到官宦世家

在桓台县，但凡是“新城王”的后代，可以不把王渔洋当作“粉丝”，但决不能不把王贵当回事。

新城王氏家族都把王贵尊为“始迁祖”，“老祖宗，断了脑袋也不能忘……”

作为新城王氏家族代表人物之一的王之垣曾在《新城王氏世谱序》里说：“(王贵)原籍青州府诸城县初庄家人，明初避白马军乱，移居新城县之曹村，居赵氏庑下，为人质朴无华，力本重农。”


如今我们可以断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王贵也绝没能想到他的这次移居，带来的是一个辉煌了两个世纪的家族。

从有关资料来看，新城王氏前两代都是平民之家。到了第三世王伍次子王麟才始做官。

新城王氏从第四代王重光和王耿光兄弟开始，由科举而发展成为了一个地方名门望族。王麟共有八子，其中长子耿光和次子重光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其中王重光做官最高到了贵州参议。奉命采办贵州大木，最终因劳卒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英勇殉职。所以，王氏六世孙称王重光为“忠勤公”。


新城王氏第五代、第六代时，科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展至最盛，成为明代海内著名的官宦世家。

王家第五代共计有进士3人，举人1人，贡生2人。王重光8子中有5人由科举当了官。第六代共有10名进士(其中1名武进士)、1名举人，贡、萌生等共13名。其中最让王家感到骄傲的属王象乾，他在王氏家族中官品最高、政治影响最大。他以进士出仕后，五朝为官，最终官至兵部尚书。


新城王氏第七代经历了明清军乱。

自明末至清初，新城王氏有记载的大劫难共有3次：崇祯辛未(1631)年“吴桥兵变”、崇祯壬午(1642)年“壬午之难”、崇祯甲申(1644)之难。其中在“吴桥兵变”中，王象乾全家被杀。

几次兵难对“新城王氏”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王氏的精英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与清廷合作又渐为广大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新城王氏第八、九代凭借其深厚的家学积累，成功度过了明清鼎革所带来的危机。据记者统计，仅顺、康两朝，王氏家族就有进士10名(武进士4名)，举人3名，贡、监生近20人。尤其是王士禄、王渔洋、王士枯兄弟三人科场折桂，一时传为盛事。


尽管如此，新城王氏仍难免步入盛极而衰的轨道。从文献记载来看，从第九、十代后，渔洋去世不久，新城王氏就开始衰落了。
教育 恩荫，传承贵族血脉

众所周知，唐宋之后，中国封建政治中一个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汉魏以来影响中国达数百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彻底终结，士大夫世代垄断政权的情形不复存在，封建政权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


到了明清，科举政治完全在政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科举望族也取代了以前世卿世禄的门阀世家。这就使得这些依靠个人才能科举起家的望族，不可能再凭借祖辈的贵盛来维系家族的累世荣显，只有累世的科举，才能有累世的显达。


然而，在众多科举望族纷纷上演骤兴即亡的悲喜剧时，新城王氏先后经历了明代党争，鼎革战争的数次致命打击，门第不坠直至清代中期，确属少见。那么新城王氏得以长盛不衰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


在位于今桓台县新城镇的“忠勤祠”里，记者似乎找到了最基本的答案。

这处新城王氏的家庙最早来自于王重光祭祠。明朝万历初年，云贵巡抚何起鸣为王重光在云南建碑立祠，并拨置了祭田，派专人看守。王之垣将王重光的祭祠迁到了桓台，并命名为忠勤公祠。


而“新城王氏”能在明代科甲蝉联，臻至鼎盛，经典教育对于王氏兴业的成功必不可少。举业的辉煌成功可能与其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质量有关。王象乾耄耋之年时，仍“时时梦课业未竞，中心惶惶，跪受扑责。”


新城王氏成功的家族教育又与家族的兴盛形成了互动机制。丰厚的产业给家族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家族教育培养出了更多的精英人才，促进了新城王氏的更加繁荣。


除了科举入仕之外，恩荫也是新城王氏出仕的一条重要途径。明清恩荫已没有了宋代的荫官之滥，恩荫资格非常严格。明代新城王氏王之垣、王象乾父子都官高位显，所以有子侄数人以恩荫得官。王渔洋官至刑部尚书，他的小儿子启涝就得到了一个唐山县令。

联姻名门望族广扩人脉资源

记者在多日的采访和若干史料中发现，新城王氏长期兴盛却与一种基于政治利益的传统婚姻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门当户对”是必须的。


王氏与其联姻对象在门第身份上是完全对应的，联姻的决定因素是对方是否是科举望族。新城王氏早期贫寒，那么，他们的联姻对象也是普通人。到了第五、六代逐渐臻至鼎盛，这时新城王氏的联姻对象基本上是与之门第相当的老牌世家或是科举新贵。并且，他们几乎与附近所有的科举望族均有了姻亲关系。比如济南府临邑邢侗家族，以及周边府县的的韩、孙、毕、王四大名门……与30余个望族姻亲，联姻个例达到了146起。


一个以新城王氏为中心的姻亲集团，进一步形成了一个分布广泛、联系复杂的通婚网络。这个通婚网络促进了若干名门望族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密切合作，“新城王氏”也在这个网中越织越牢。


一个显赫于明清两代的家族，持续兴盛200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名门望族中，新城王氏的名声享誉海外。“一个家族兴盛如此之久，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大新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王渔洋故居、纪念馆及其他景点的价值时，这个家族如此之昌盛，这本身就值得人们来关注，所以这里未来的旅游发展这一点绝对不能忽略，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北京诗人马非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