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明显高于李鸿章一筹

花生

　　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之所以存在分歧，主要是因为对其品评的标准不同。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亦复如此。然而，如果我们把同一时期的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位历史人物拿来进行横向比较，就可以明显地得出“左高李低”的结论，左宗棠明显高于李鸿章一筹，这也是笔者对左李两人的基本看法。
　　
　　1.国家与个人利益之取舍
　　
　　对政治人物进行评价，首要的标准应是看他(她)如何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权衡取舍。
　　
　　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成为晚清两位主要大臣。左宗棠去世以后(左逝于1885年)，李鸿章成为了满清朝廷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主持清廷的外交和军事大政(李逝于1901年)。
　　
　　左宗棠勇於向清廷承诺“一了百了”地解决新疆问题，体现了一个政治家敢於承担责任的可贵品质。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他没有给自己留下政治退路，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左宗棠抬棺西征，显示出了自己坚定的决心。
　　
　　而李鸿章则任勇不足，坚毅不沛，此即输左一段。李相在国家临危之时，考虑个人利益过多。他把北洋水师当成自己个人的政治资本，不肯出手与日军一搏，即为一例。
　　
　　对於一个国家，十位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大员尚不及一位勇于负责的大员管用。一旦国家遇到重大挑战，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才值得付以重担和权力，左公正是这种栋梁之才。
　　
　　政治家在其位，须谋其政。李鸿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持清廷的外交和国防大政，期间甲午战败，对朝主导权丢失，台湾被割，均深度涉入其中，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没有理由将甲午之败仅仅归咎于清廷的体制。
　　
　　2.战略眼光之差异
　　
　　当初左李两位就“海防”与“塞防”问题发生争执，即表明左的战略判断力要高李一筹。
　　
　　1875年，清廷“海防”“塞防”争论之时，太平天国、捻军以及陕甘回民起义虽均遭失败，但清廷亦元气大伤。此时新疆已经全部丢失(各地已失控4年至11年不等)，而日本图谋台湾的阴谋并未得逞，因而清廷收复新疆为当务之急，“塞防”问题应当排在首位。
　　
　　其时清廷的陆军经过连年征战，战斗力较强。而新疆阿古柏集团为外来势力，并与俄国存在着矛盾，其主力也系俄军阵前败兵，加之白氏集团无心恋战，是以左公大胆西征，可谓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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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战事至1878年即告结束，仅耗时两年。1881年初，清廷与俄签约收回伊犁，完全收复新疆，清廷的战略环境有所好转。此后，如果清廷打算对外采取“守势”战略，则应同时重视陆军和海军；如果采取“攻势”战略，则应相对较为重视海军。
　　
　　北洋水师自1875年筹建以来，舰队建设卓有成效，清廷实业建设也成果丰盛，李鸿章位居首功。在和平时期，李鸿章固然“治国有方”，然而一旦面临真正的历史考验，李鸿章战略眼光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便显露了出来，几乎使李鸿章前功尽弃。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清廷求援，清廷面临着战略选择。这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清廷由所谓“中兴”转向衰落的关键诱因。
　　
　　如果清廷决定出兵朝鲜，那么按照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朝鲜如有重大事件，清日两国有同等派兵权”的约定，日本也可借机向朝鲜出兵，因此中日两国有可能在朝鲜走向直接对抗。
　　
　　清廷最终决定出兵朝鲜，李鸿章是主要操作者之一。既然如此，清廷陆军和海军就应积极备战，作好向日军主动出击的准备。但李鸿章对中日由此进入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使清廷的军事调度一直陷于被动之中。清军打的是一场“无准备之仗”。
　　
　　朝鲜一役，清廷陆军败于日军，战火随后蔓延至中国本土。李鸿章对日本行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判断失误，对清军战斗力的估计也存在严重偏差，可谓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在这场中日对抗中，清廷陆军之不济暴露无遗，将领的军事素养问题尤其突出。李鸿章用人不善，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事实上，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中日甲午一战，对清廷之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清廷陆军之败，而非北洋海军之败。
　　
　　退一步说，其时清廷海军建设已经有所建树，国家临危，就应大胆使用。黄海海战后，中日行将摊牌已很明显，当北洋水师某将领提出要对日军舰队主动出击时，李相大加斥责道：“等以后日俄开战时，我再带你们去外海见见世面！”此后，北洋水师回避出海作战，坐以待毙。权且不论李相是否私字当先，李相至少是决策失当判断失误吧！
　　
　　私意以为，论“知人善任”，李鸿章不及其师曾国藩；就“战阵兵事”，李鸿章不及同僚左宗棠。即使在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也未曾经历过像曾国藩那样“一夕数惊”的残酷考验。李鸿章长于实业，短于战略谋划，前者使清廷洋务运动卓有所成，后者最终给清廷带来了灾难，并使李相自己遗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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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参观过李鸿章先生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的合影照片，那是1896年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身份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又赴德、法等国访问时，特意对俾斯麦的一场拜会中的留影。
　　
　　照片上李相的腰杆已经不再挺拔，拄着拐杖的手也显得有些吃力。据介绍，在访谈中，李鸿章告诉时已下台的俾斯麦：“有人恭维我是‘东方俾斯麦’”，有英雄相惜之意。然而俾斯麦却回答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俾斯麦或许话中有话，因为此前一年，李鸿章在甲午之败后曾经赴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俾斯麦大概认为自己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因此不会以获称“欧洲李鸿章”而自豪。李鸿章先生流露出的对一代名相俾斯麦的钦佩之情，分明道出了自己心中何尝不也曾壮志凌云，抑或依旧老骥伏枥？
　　
　　3.个人政治取向和廉守
　　
　　左李两位都是崇尚“学以致用”的官员。清廷实业发展卓有成效，左有功劳，李之功劳更大，他是洋务运动的中坚。
　　
　　左公的从政经历很多与“经世”“济民”相关。曾国藩先生攻克南京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是重建考棚，准备江苏乡试，为“平定太平天国”这一“教派战争”作点缀。而左宗棠攻克杭州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则是赈灾和修理海塘。两人政治取向之异，十分明显。
　　
　　1866年，左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即马尾船政局）正式成立，成为清廷第一个新式造船厂。左在陕甘总督任内，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总局，后者为清廷第一个机器纺织厂。左公收复新疆后，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推行屯垦戍边政策，其功绩遗泽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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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宗棠的政治取向，左本人也曾有过生动的表露。左公只考取过举人，没有中过进士，平常引为憾事。左公以闽浙总督身份调任陕甘时，北上路过九江，九江官僚王某作陪。一日，左公问王：“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答道：“举人好。”左公忙问：“何以举人好？”王某续答：“中进士后，如为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即为部曹、知县，亦各有所事，无瑕以治实学。举人则用志不纷，于讲究经济( 经世济民 )最宜；且屡次公车，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宏志气；历都邑形胜，足以增广见闻。故举人较进士为好。”左公含笑称善。此后，左公曾经向同僚们谈及：九江官场中，以王某最为优秀。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卓有成就，值得肯定。 在太平军天国时期，李即创办了清廷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稍后，李鸿章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和电报公司。在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下，洋务派创办了清廷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和第一支海军舰队等。李鸿章为清廷实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洋务运动的中坚。
　　
　　但李鸿章同时又是一个乐于与孔方为伍之人。洋务要员容闳曾称，李中堂“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今人虽难以对其一一考证，但时人传言的“宰相合肥天下瘦”，怕是并非空穴来风。民言如此，国家凝聚力从何而来？笔者记得曾国藩的湘军士兵每人每月军饷为4两银子，可以养活其一家人。
　　
　　而左公两袖清风，朝野共知。左宗棠在陕甘任上时，也曾有人向朝廷告状，参其经济问题。后来清廷查证并无其事，倒是反而将左公的廉洁名声传扬了出去，致有慈禧太后“以后不参左”的明示。
　　
　　1974年，位於湖南长沙的左宗棠墓被刁民所盗，棺内了无财物，盗贼愤而将左公遗体置之棺外而去，后幸得邻农复葬之，乌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