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行合一-王氏心学

yanzhao

----摘自新浪网的文章


我曾前往贵阳市北的修文县，因为这里是思想家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地。近500年前，一个普通的官吏被贬到贵阳偏远的群山之中，但三年后，却成就了一位影响中国历史的思想家。
王守仁，又名王阳明（成化八年1472年—--
嘉靖七年1528年），出生于浙江余姚，是一个世代业儒的官宦之后，其父王华曾中状元。明代的儒学是朱子学说独霸天下的时期，朱元璋极为推崇宋代学者朱熹，将朱熹对孔孟著作的注释作为当时科举的标准，使天下读书人无不趋同。然而当王阳明来到贵州时，却已经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朱熹的哲学将人的本心与外界事物“理”分开了，但王阳明认为人的心才是宇宙万物之主，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是一种更直接的、求诸内心的成圣之道。由此出发，王阳明认为要成为圣人必须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这个良知是人人都具备的，愚夫愚妇平常百姓都有，这就打破了历代儒学恪守的“正智下愚不移”的旧观念，只要按照良知去做，“人皆可以为尧舜”。真理、公道和公言并不是孔子、朱熹的私产，而是天下人的公言。王阳明在向传统和圣人宣战。


在去往修文的路上，我的思绪回到了490年前的明代：一位得罪当朝太监刘瑾的中级官吏，被贬到贵州去管理一个驿站。一路上，他遭到刘瑾党羽的袭杀，惊魂不定地行进在崎岖的山道上，这个被贬的官吏就是王阳明。追求“尽性至命之学”的王阳明终于有一天悟出了“心即理”，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龙场悟道”。
“悟道”这个词带有宗教的某种神秘色彩，而中国传统儒学中常会被一些佛、道用语渗入，于是将一次儒家思想的升华和飞跃说成“悟道”就不足为奇了。

　　王阳明心即理的人性学，致良知的修养学和他的知行合一，共同构成了王氏“心学”的整个构架。后人简称王阳明的思想为“心学”，尽管在贵州龙场时他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完成，但一个独树一帜的儒学流派却从此诞生。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在朱子学说的禁锢下，人们好像得了贫血症，而王氏心学一兴起，好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它能激励人们的自信和自强。同时王氏心学又强调个人道德修养，通过个人的“致良知”而趋于圣人境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巴力曾这样赞美过王氏心学：“巨大的道德动力，对人的莫大信任以及那种认为生活可以通过人们的心灵内部相互沟通来对待的信念——这就是王阳明儒教在那些时代具有如此促进作用、并对明代社会各阶层和文化具有如此爆炸性影响的根本原因。”甚至有学者认为，王阳明心学对朱子理学的改造正如在西方马丁·路德对基督教神学的改造具有同等的价值与地位。

　　中国历来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有在困境中著书立说的传统。司马迁曾说：“昔西伯（周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而司马迁本人，也是在宫刑后写出了千秋不朽之著《史记》。在王阳明身上，这一传统又一次得到继承。

　　100年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打倒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中华民族道德上的崩溃。要复兴中国人的道德，首先要复兴儒家文化，就要从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大儒开始，而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大儒就是500年前的王阳明。王学核心就是告诉你怎样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良知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它是人的本性，就如太阳，人人心中的良知终会冲破物欲的障蔽出现光芒。这是信念而不是理性，这也是王阳明毕生的信仰。　
1510年3月，刘瑾伏诛后，王阳明得以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从此离开了贵州。王阳明仕途虽有挫折，但还是节节高升，他先后在江西、安徽任地方官，后升佥都史，在1519年平定江西宁王叛乱中，为朝廷立了功，封新建伯。随着他宦游各地，名声显赫，他的心学也传播各地，成为一代显学。

　　王阳明之后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各自的目的，从王学中吸取资源。比如近代的康有为在构筑他的维新思想体系时，就直接引用了王氏的心学；孙中山也同意心是万事本源，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称为“心之为用”，他的“知难行易”论也是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发展而来。现代另一个重要人物蒋介石也崇敬这位浙江老乡，修文的阳明洞君子亭下镌刻的“知行合一”就是他亲笔所书。抗战时，阳明洞曾一度被他选为囚禁张学良之地，试图让张“追悔思过”是其中一个原因。

2000年，一位王阳明的崇拜者从深圳来到修文，他修建了阳明精舍，并号召人们“回到王阳明”。为什么要回到王阳明呢？今年50岁、在深圳任大学教授的蒋庆说：“现代人类最大病痛仍如阳明当年所说是良知的障蔽与人心的陷溺。”其表现为：人心逐物而迷乱，良知放失而不归，乃至最大的追求物欲；医治现代人类的病痛，只能复归良知、扩充良知。蒋庆先生将现代化过程看作“良知坎陷”的过程，对此我也许不完全同意，但他说的“现代病”，却是人所共见的。而490年前的王氏心学无疑会为我们医治这种现代病提供一条可选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