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霸王项羽身死安徽定远还是乌江，未解之谜

光复中华

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是千古流传的历史故事，但这个历史故事真实性如何，似乎并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85年，当时的定远县一位中学教师计正山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论文《项羽究竟死于何地》，指出项羽是在东城(古地名，今定远县境内)自刎，这篇文章被多家报刊转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20多年过去了，项羽死于东城的说法没有得到史学界认可。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在国内权威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发表文章《项羽不死乌江考》，认为项羽并非自刎乌江，而是死于东城。


　　冯其庸在文章说，计正山最早提出的“项羽并非死于乌江”观点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86年至2005年，冯其庸多次调查垓下、灵璧和定远的东城、阴陵、虞姬墓，并到全椒、乌江等地调查。在长达2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冯其庸从调查入手，对历代涉及项羽的史料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分析了古籍中的讹误。


　　冯其庸从经多方考证认为，项羽并非自刎乌江，而是死于东城。冯其庸考证，《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两句涉及乌江，当另作分析外，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相反，却是明确说项羽“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破籍东城”，“追籍至东城”等等，因为他们都是从灌婴追杀项羽于东城的，所以有的只简略地说“共斩项羽”，其地点当然都是在东城。冯其庸认定，《史记》、《汉书》均无“乌江自刎”之说，追根溯源最早的关于项羽自刎乌江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杂剧《萧何月夜追韩信》。据此，冯其庸认为，“项羽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后来形成了杂剧，这样就广泛传播开来，但它毕竟不是史实。”

关于项羽之死的未解之谜"相关文章"只要稍学史历的人就都说，西楚霸王项羽是在乌江自刎结束其波澜壮阔一生的。这一说法源于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前文中的一段描写，二千多年来妇孺皆知。笔者生长、工作在古阴陵（今安徽滁州定远西部）一带，从小到大都感受着历代祖先口耳授受的楚汉争霸在定远的故事，同自刎乌江说法有很大的不同，引起我特殊的思考。自1987年8月起，笔者深入遗址考察，研究典籍、方志、族谱与笔记，走访乡贤樵夫，采集轶闻趣事，特别是得到陈铎后裔陈厚章先生的鼎力相助。十二年后，写成史论《浅探项羽自刎之地》发表在《安徽教育学院学报》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上，二ＯＯ二年第四期《华夏纵横》全文转载。近十年来，笔者不断深入研究楚汉争霸在定远的史实，又有新的思考与发现，今撰写成文，以期专家教诲。

　　一、垓下溃围南下阴陵，项羽实现了战略转移
　　其一，《史记·项羽本纪》记述垓下战役之战初、战中，到突围至阴陵，决战东城（今定远东南六十里）的战况：
　　　　汉五年，汉王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
　　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兵不会。楚击汉军，
　　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
　　　　　……　　　　
　
……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
　　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
　　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
　　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
　　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数阕，美人和之。
　　这段记述垓下之战初楚击败汉，汉守而不敢出，可见楚强汉弱。战中，刘邦采纳张良计策，封王赏地于韩信与彭越，引诱其出兵参战，围困楚军。汉卒夜唱楚歌，以瓦解楚军心，项王夜起与虞姬等人吟诗唱和、谋划突围。项羽人马伤亡此时还不大，没有陷入绝境。项王极度悲伤不合常理。楚汉争霸战争中，一方主帅失败后带几个人或几十人逃跑是正常的事。例《项羽本记》记道：汉二年春，汉王将五十六万人，伐楚，四月占领楚都彭城。项王返，从萧晨击楚，午即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楚军（遭龙卷风袭击）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军被杀二十多万人，余部溃散，本人仅与几十骑兵逃脱，他还信心百倍地绕道回家找妻儿老小，毫无沮丧之情调。再如，汉之三年，汉王被项王困于荥阳，用纪信计诈降。纪信领二千女子伪装成士兵，出城转移楚军之注意力，“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汉王诈降与几十骑兵出逃，信心十足地收兵，重振军威。《史记·黥布列传》记：派随何说黥布，“阴许畔楚与汉”，后黥布杀楚使者，“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数月，龙且击淮南，破布军。”“尽杀布妻子”。“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后来汉王封布为淮南王。——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有信心，卷土重来又是胜利的春天。

　　项王谋划战略转移究竟到哪去？当然到淮河以南的九江郡地盘舒与六一带。《辞海》注“舒”条：“为周国名，春秋时被徐灭，汉置舒县，故城在安徽省庐江县西。”这里有楚军大司马（相当于一个司令部）周殷驻守在舒，有项王的叔父项伯驻守在六地。《史记·黥布列传》载：汉三年，九江王黥布“杀（楚）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数月，龙且击淮南，破布军。”“于是（布）乃使人入九江。楚己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项伯驻守九江郡要地并胁有大司马周殷作后防，项羽最为放心。怎奈项羽部队渡淮转移到阴陵一带，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史记·高祖本记》载：“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之。”《史记·项羽本记》载：“（汉五年），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二则史料都说了楚大司马周殷叛变，是汉王击楚败固陵之时。周殷原驻军舒，汉王召其参战时，即用舒地楚军夺取九江郡六的楚军，六地统帅是项伯，然后统领九江兵入进垓下击项王。周殷所为项羽事先毫不知晓，至阴陵孤立无援，只得与汉王及诸侯之兵展开激战。在阴陵激战之时，或许项王是遭遇南北夹击。《史记·黥布列传》载：“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这里记述汉六年，周殷举九江兵与汉兵共击楚军？此时，战场不可能是垓下，而是阴陵，再去垓下已不必要了。周殷举九江兵就是从大泽之南的合肥一线攻打过来。《史记·荆王世家》载：“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兵，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王。”——周殷反楚是很隐蔽的，项王无法知晓，叔父项伯驻六肯定也没察觉，无防备，战略上还作依靠的重要力量。尽管记述周殷反楚的时间几处说法不一，但在项王关键时刻，周殷却给予了致命的打击：项王渡淮走阴陵，无兵力接应阻击汉王之兵，反而遭受沉重打击，战略转移计划被全盘打乱，回天之功更难以实现！

其二，从汉军在阴陵——东城激战取得的战果之大，可以测出项王战略转移人数众多。《史记·高祖本记》记：“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这段史料足说明：(1)垓下之战中，汉王有淮阴侯三十万人与自己的军队之和，汉王之兵也不过十万左右，固陵败局以显其人数不多，项王有吏卒大约十万人，或许只有十万精兵强将，或许也有二十万左右吏卒，因为韩信三十万人击楚，却失利，退兵数里观望。若项王人少肯定是不堪一击的。(2)垓下之围时，楚军大败入壁坚守，士卒损失不大；项王是在误以为楚地尽失，尔后组织突围渡淮，寻求反败为胜的机会。(3)楚汉在阴陵——东城决战中，骑将灌婴在东城立了杀死项羽，斩杀楚士卒八万人之功劳。同垓下战中“可十万人”，只相差二万人。这二万人在《史记·灌婴列传》中找到了：灌婴在阴陵——东城决战中之先：“项籍败垓下去，灌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将吏。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1)灌婴在东城降伏了项王军中二个司马，一万二千士卒，全部俘获其他将吏。加上招降之前被斩首的八万人，共九万二千多人转移到阴陵——东城一役的决战中，同垓下战初楚军人数相差很少。(2)项羽最终在东城被灌婴的五个壮士共同击杀而死的。(3)灌婴先后攻克了楚军驻守的东城县和长江边的历阳县，然后再渡江，击破吴郡楚守军，安定江南一带。

其三，钟离（今凤阳县临淮关）、阴陵、东城分别相距50公里以上，处在三角形的三个端点上，钟离至东城为直线，距离最近。如果项羽是垓下溃围，渡淮亡命南逃，不会选择，先至阴陵，再往东城，去走三角形二个边！如果是为去江东，他一定会率部渡淮到达南岸钟离时，选择沿东南方向的总铺—红星—三和—池河—东城（今大桥）－全椒－乌江一线。这是一条逃向江东的捷径。他不会绕道西南，远走关隘险峻，道路坎坷的阴陵了。但，项羽此行是为了实现战备转移，同九江郡的周殷部和项伯部会合，然后迎击向南追击的汉王之兵。可没料到大司马周殷叛楚入汉，统领了九江之兵，迎头杀向阴陵而来。项羽真的应该疯了，一定要同来战之敌决一死战。《史记·项羽本纪》载东城恶战：“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乃分军为三，复围之。”“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足以证明了作为军事家的项羽，溃围渡淮，西南走阴陵，其真正目的不是世人说的“为逃江东”，而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最后全军快覆没了，“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综上所述，项王垓下之战，初战告捷（汉王走固陵，深堑而守之）；中战失利，受困垓下，与众将谋划，溃围南下九江，实现战略转移到阴陵；最后战败在阴陵——东城。司马迁只记战争结果，未载战争中间经过，出现史学上显然的断层，使后人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或臆度，或妄说。

二、《史记》误记有隐情，悲壮志士－马迁

先看《史记·项羽本记》载渡淮决战东城一段记载：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项王身亦被十余创……乃自刎而死。

这里有二个问题要弄清楚：(1)项羽是死在东城，还是死在乌江？(2)项羽是自杀，还是被杀？

古代的垓下、阴陵、东城、乌江今天又都在哪里呢？垓下，《汉书·地理志》属于沛郡氵交国，后汉书·郡国志》属于沛国氵交县，全注明“高祖破项羽”处。《水经·淮水注》曰：“涣水经虹城（今泗县城）南，氵交水注之……又东南流经氵交县故城北，县下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今人杨国宜先生注说：“氵交县当在今灵璧、固镇、五河三县之间沱河南岸，垓下在其附。氵交县故城即今濠城集，垓下在今灵璧南，固镇东，泗县西的位置。”（《安徽古战场》）至于阴陵和东城，唐李泰《括地志》记：“阴陵，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东城，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里。”《辞海》九江郡注：“东汉治阴陵，故城在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晋废”。又注“东城”曰：“旧县名，项羽垓下之战，为汉兵所败，至东城仅余28骑，即此。东晋后县废，故城在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新编《定远县志》已考订出：阴陵故城在定远县靠山乡古城集；东城故城在今定远县大桥乡三官集。关于乌江，元代学者胡三省校《资治通鉴》有：“乌江，臣赞曰：乌江在牛渚。《索隐》：按晋初为临淮。《括地志》即和州乌江县是也，晋初为县。《水经》曰：江水又北得黄津口，汉书所谓乌江亭长舣船待项王，即此地。”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乌江镇。

　　四地点已经明确，它们实际距离可以测算出：垓下至阴陵约200公里，项羽夜半突围南下到阴陵问田父，至少是上午八点钟之后，跑了约6小时以上。阴陵至东城约50多公里，东城至乌江约150多公里，就是快马加鞭也得四个半小时以上，何况项羽的战马已经奔跑激战了250多公里，汉军还围之数重呢？司马迁描写项羽短时间逃到乌江自刎，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逻辑事理的。再说司马迁在前文中，对战事的描述极为严谨、缜密、翔实备至，可谓滴水难进，可是在述至阴陵汉军追及项羽，项羽从东城直抵乌江，空隙很大，疏漏史事甚多，或者原本就没有史实发生。写项羽在乌江自刎没有依据，不足以证明其结论是史实，是信史！

　　项羽在东城决战中，身陷绝境，对现实的判断是准确的——“此天之亡我”，有宿命论思想，产生无力回天的绝望是正常的。在战死二骑（仅剩二十六骑）后，“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前文已证，项羽渡淮南下是在进行战略转移，不是为逃江东。行将全军覆没，这才想东渡乌江逃回江东，以图星火燎原。遗憾的是，他即使插翅也难逃了！《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他神速地抵达乌江，乌江亭长还驾船早已恭候在渡口了！实在是用了荒诞的表现手法，项王只可能死在东城！

　　至于司马迁对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的评议，实与前文于乌江“乃自刎而死”相悖。项王若自刎于东城又何如呢？作为虎将出身的统帅，项羽之武功非一般骁将能敌。他在斯杀数百人后，“身亦被十余创”，他要领着强悍骁勇的二十六骑，突破东城重围，返回江东重振旗鼓，能生不会死，死而愧对江东的父老！古之苟践还“卧薪偿胆”，终有复国之缘。项羽若自刎不是他的性格，不是他的品格，不是他的气节。灌婴“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史记·项羽本记》中已列出“王翳取其头……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体……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如果没有斩杀项羽的战功，普通小军官是不可能被封赐为侯爵的；如果项羽是自刎而死的，五人充其量也只是立了一般围困的战功，赏不过金，不至于封侯。项羽一定是在精疲力尽，身上多处受伤的情况下，遭遇强手攻击，英勇殉难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出现史实记误的情况，有着客观与主观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史料出现差异的原因。
　　（一）时间与空间跨度较大，导致史料的残缺和散佚。垓下之战发生在汉五年秋（公元前202年），《史记》动笔于公元前104年，前后相距98年。司马迁搜集史料通常是采用查一查，看一看，访一访的方法。《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已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对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即使是今天，对98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作极为详细的记述，也难免有遗漏之处，更何况是在二千多年前，各种记录手段极其落后的时代呢？再者垓下、阴陵、东城一线，与司马迁官邸——京都长安相距数千里，司马迁很难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不宜写清或写不清的历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借助于他人的传说。司马迁自评其《史记》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戮矣”。“《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像项羽遇灌婴，灌婴在东城击杀项羽，斩士卒，降左右司马，等等，都是一带而过。至于项羽飞达乌江，悲壮自刎，令人肃然起敬，则可归于司马迁借助于民间近百年来的传说故事。——因为老百姓惯于把自己所敬仰的英雄人物，赋于不同寻常的结局，给世人留下一个悬念，留下一个惊诧，留下一个遗憾。

　　（二）史料来源正反有别，出现疏漏在所难免。胜者为王，论功行赏；败者为寇，功过漫灭。《史记》中关于汉军活动的记述较为准确，如灌婴“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斩首八万，”“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是史实，用了确数。写楚霸王方用“卒可十万”“八百余骑”，“一百余骑耳”，“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等等，记述的有关事情不一定是史实，带有一定的估计性，用的是约数。对能说准的，必须说准；对不不能记清的，只能估计、揣测。这是司马迁写史的科学态度。

　　（三）司马迁坎坷的经历，悲壮的人生之路，影响了他对史实的记述。司马迁写《史记》前后经过十四年（公元前104年—公元前91年），遭受过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有：“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努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宫刑）”。陈寿《三国志·王肃传》也载：“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及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司马迁受宫型，被监禁三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他不能重蹈复辙，贻误不朽之事业！在《史记》中，他要为王者讳，创造安全的人文环境，争取宝贵的编纂时间。《史记》对汉皇高祖及汉其他天子不光彩之事，或是隐而不写，或是一笔带过。《高祖本纪》就采用传说美化刘邦出生之贵：“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文末赞叹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史记·项羽本记》写范增在新丰鸿门劝说项羽杀掉汉王：“吾令人望其（沛公）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史记·高祖本记》又载高祖酒醉斩杀一条蛇，有妪哭子曰：“人杀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又记道：“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吕后曰：‘季（刘邦）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司马迁把传说与迷信的说法收入《史记》，一是当时认识的局限，二是为刘汉王朝宣扬“君权神授”，愚弄百姓，做合法化的皇帝，加强思想统治。此类对皇室权贵神化美化的记述，只赞不责之评，在《史记》里还有多例。不是司马迁来献媚，而是他要向皇权争取安全的工作环境与时间，以求《史记》得以保存流传下去。再如灌婴领五千骑在阴陵——东城一带斩楚卒八万，降一万二千人，同战初楚军“卒可十万”相当。兵力悬殊如此巨大，当初淮阴侯三十万人马都未斗过的强悍“铁军”，汉军五千骑是很难取胜的。这其中汉方一定有重兵参战，统帅说不定就是刘邦。在事关他帝王之业的战役中，他不会只派一员战将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但刘邦在阴陵——东城战役中，可能留有惨败的屈辱历史，影响皇帝脸面，不能写入史书之中。所以后人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有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不无道理。

　　鲁迅曾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说，司马迁著《史记》，继承了《离骚》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他把自己对历史、对生命的理解倾注在所述的历史人物身上，究其旨在：“人皆意有所有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报任安书》）他还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他笔下的悲剧英雄是他那复杂生命情调与客观历史事实相渗透的结晶，都贯注着他的热血。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项羽在乌江自刎，是有意采用近百年来的民间传说（前文已例此），以此来完善英雄的悲剧性格，表达自己对项羽终亡不悟的慨叹！——至乌江，生的希望在眼前，项羽却举起了自己手中的刀，走向了死亡。这一刎，使项羽的生命定格就被推向了至高的境界，使其生命价值显得光彩照人——生为推翻暴秦，死为百姓安宁，豪迈奋发，勇于进取，为国为民，不怕牺牲，追求事业完成的项羽精神展现在人们面前，增加其撼人的力量。《项羽本纪》中记有：“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这正是司马迁人文精神与民本思想的直接表现。司马迁怕产生历史性的误导，在文末评赞中特别强调史实上的项羽是“身死东城”。这就同《史记》中其他篇目记载项羽死于东城相吻合。此写法原因在这里，然而不少人被引向了乌江，司马迁设下的悬案传了二千多年。明人归有光在《花史馆记》中评《史记》有：“以为自班孟坚已不能尽知之矣”，盖指此也。

　　三、方志遗址传千年，弥补楚汉争霸史
　　历史研究者已形成的共识：史历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历史上发生的全面完整的真正史实；②史学家采集整理，有取舍地写出来的历史典籍；③散轶在民间的未被采集写入书中的真正史料。完整的历史＝史学家记录的历史＋未被采集散轶在民间的历史＋失落的无人知晓的历史。

　　楚汉在阴陵——东城一线展开决战，历史文献多有记述，历史遗踪至今尚存。项羽与刘邦大战阴陵，项羽受田父之欺陷入大泽之中，史事记在阴陵陈氏历代相传的《陈氏宗谱》第一卷中（共八卷）。《定远县志·文物名胜》引清末版印《陈氏家谱》记载：“先祖陈铎偕妻、妹三人在田中耕耘，值项羽穷追刘邦。邦至此求救，先祖见其诚厚，指道枯井，邦乃下井。项羽问先祖见人否？先祖指向前。项羽追至河边未见，返回问先祖，不答，搜枯井。见井口蛛网甚密，盖无从下人，杀三人后离去。刘邦得救。刘邦就帝位后，以先祖有功，乃封之为阴陵忠义王，封其妻为一品夫人，封其妹为忠贞姑，建祠以祀。”祠前照壁有皇帝敕文曰：“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祠里陈铎享堂塑像上方有赞曰：“福、寿、迎、登。”两旁抱柱对联文曰：“忠心观日，义气参天。”今存陈铎祠墙上刻有维修时间：“光绪二十三年桂月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汉初，高祖为稳定政局，维护帝王统治，采取封赏抚恤政策，《史记·高祖本记》：“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五侯。”“诸侯子在关中者复（免除赋税徭役）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供养）一岁。”《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享受抚恤）。”——高祖的封赏标准是：在反暴秦建汉室的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人，安抚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史记·陈涉世家》记：符离人葛婴跟陈涉起义反秦，“葛婴至东城（今定远），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高祖时封其后人食邑于山东诸城。葛氏为区别当地葛姓，在“葛”前冠一“诸”字，意在皇封“诸城葛”，久之，便成复姓“诸葛”，即三国诸葛亮家族。此事记在《诸葛亮新传》中。阴陵田父陈铎为救刘邦，一家三口壮烈殉国，为表节义，高祖封陈铎为“阴陵忠义王”，封陈妻李老孺人“一品诰命夫人”，封其妹“忠贞姑”，封陈铎子孙食邑于阴陵。阴陵陈铎一脉为“积庆堂”堂号，传到今已有九十世。

从阴陵一带地名传说来看，也佐证阴陵《陈氏宗谱》第一卷中记载先祖陈铎救驾受封之事，项羽同刘邦在阴陵——东城大地展开过拉锯战。项羽战略转移到阴陵——东城战场，由钟离西南下阴陵古道，至凤阳山中，有一孤峰，山高、林茂、道险，顶平如砥，可以隐藏数万军，又可瞭望前后数十里，人称“霸王寨”。项羽占据此寨向周边用兵，阻击汉王之兵。山南有幽长峡谷山涧，人称望郎沟，记述项王后妃虞姬盼望丈夫平安归来。山西侧有大石一尊，据传项羽同虞姬在此休息，谋划作战方案，人称夫妻石。山南腰有一巨石突兀，相传项王登山察看敌情，虞姬在此暂息，人称望夫石。山寨北有马刨泉，另有楚泉，为楚兵饮水之泉。还有远处另一山坡有汉泉，是汉王之军饮水之泉。

　　北宋李昕《九域志》第一次提出：“阴陵城，项羽迷道于此，盖虞姬死所”。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记，阴陵城北，为项羽穷途遇灌婴处。清《定远县志》载：“中九华寺，位于定远县城西北六十里，五峰山麓，霸王别姬处。”山右侧有“鳄鱼滩”、“二指峰”，穿石林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人称大刀场。公元前202年（汉五年秋），项羽在大刀场穷途遇灌婴，两军在此进行了一场恶战。虞姬为不拖累丈夫项羽，在大刀场饮剑身亡。后世传虞姬同项王诀别诗写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项羽悲痛欲绝，此时只得割下姬首东南逃去。南逃东城路上，项羽一日九战，血染战袍，同虞姬首滴血相融，自北向南淌有鲜血七滩，后人积土堆积形成了七堆小土包，连同东城附近四隤山上的虞姬墓，并称为“七星照月伴美人”。属定远县境内著名的人文景观之一。阴陵百姓感于虞姬之忠烈，葬姬身于大刀场，并在五峰山建祠庙纪念。明《定远县志》载：“五峰山上共五峰，曰大衣、火星、九华、清风、正年，中峰九华有霸王庙及虞姬祠”。虽经千百年沧桑，山门及大殿石基依然完好，且有墓前石雕之类遗物传于世。

　　如今在阴陵一带，留有不少与楚汉决战有关的地名。马湾潭吼叱咤声，在阴陵故城北三里的山溪上，项羽在此追击刘邦而怒吼处。挨其下游是石梁骑留十步险的少十步，为项羽追杀刘邦仅差十步的险印。刘邦逃脱之后，被田父陈鐸用枯井救起，欺诈项羽指左，逃向大泽。项羽带人清查二个时辰见无人影后，返回阴陵，怒杀陈鐸一家。今古阴陵城西数十公里有凌家湖、姚家湖、郁家湖、常家湖、万家湖、马厂湖、老南湖，土地黑色平旷。今仍有高塘湖水域50平方公里。这就是项羽所陷之大泽。马避坎，是刘邦遇险时坐骑隐蔽处，今在陈铎祠东畔。大刀场前有真龙山，后有大银山，当地俗有：虞姬“头枕真龙山，脚蹬大银山”之说。大刀场四周山上遍布着似坟墓的石垒，相传是楚汉两军对阵时的防御工事。大刀场附近有楚泉、汉泉、马刨泉、珍珠泉、明月泉，是两军对垒时用水的山泉。阴陵城南三里有座霸王桥，是项羽迎战刘邦取胜的桥。阴陵故城南三十里有刘会桥（今定远县耿巷境内）。明《定远县志》载：“昔刘项会兵于此。”刘邦在此阻击南逃项羽，原有碑记述此，后佚失。在刘会桥东十多里，有地名高皇坝（今定远县早庙境内），刘邦曾在此筑防，打击项羽。

　　《水经注》载：“汉以数千骑追，羽率二十八骑引东城，因四隤出，斩将而去”。这里的“四隤”就是《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时占据的山名——四隤山。《汉书·项籍传》也载此山为四隤山。“隤”（tuí）是“顺、安顺”的意思，四隤山就是“四周百姓都能安居乐业的山”，很吉利美好的山名。项王自度不得脱，含泪把虞姬首草草埋葬在四隤山上，然后与强敌决战，英勇地战死在四隤山下。东城百姓感于虞姬殉情于霸王而加土形成三角形的土堆，并称之为“嗟虞墩”，以“嗟”寄深情。当年此山峰高林茂，高祖为彰节操，以慰忠贞之士，赐封项羽为鲁公，虞姬为鲁公妃，建祠以享。据当地贤者记忆，建国之初仍见四隤山一代出土大量的直径约2米的老树根，人称千年柴。唐李泰《括地志》载：“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南六十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北宋乐史著《太平环宇记》有：“虞姬墓在定远县南六十里，高六丈，即项羽败，杀姬葬此。”明高鹤《定远县志》虞姬墓条注：“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高六丈，墓上草人呼美人草。”新编《定远县志·古墓葬》嗟虞墩条注：“位于县城南30公里的二龙乡谭村旁。墓系一较大土堆，椭圆形，顶分三半，底部直径约69米，高约29米。墓上草呼为美人草。墓前有一石碑，碑文为‘西楚霸王虞姬之墓’，横批：巾帼千秋，对联：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伴黄昏。”其夫项羽被杀于东城后，刘邦以其首，示楚山东诸县顽抗之军，诸县乃降。后刘邦以鲁公之礼葬项王于山东谷城，天各一方，悠悠终成千古恨。

历代文人墨客也多有吟咏此段历史。清《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高六丈，墓上草呼美人草，宋二苏、卫夫人皆有诗”。苏轼于熙宁四年过濠州（治在今凤阳临淮关）定远时，作《濠州七绝·虞姬墓》诗：“帐下佳人都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皇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苏辙诗云：“布叛曾亡国已空，摧残羽翮至今穷。艰难独有虞姬共，谁使西来敌沛公”。虞姬墓成三角形，墓上长对叶生，茎二节的草，叶初生为红色，妖媚可爱，茎软叶长，无风自动，似美人翩翩起舞，相传为虞姬滴血所化，世人名之为美人草。东城一带民间艺人依据传说编《虞美人小调》，唐时改编为教坊曲《虞美人曲》，唐崔令钦《教坊记·曲名表》收录此曲。《壁鸡漫志》卷四《胜说》称：“此曲起于项籍‘虞兮’之歌。”后为祠牌，名篇有南唐李煜《虞美人》曲：“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宋辛弃疾有词：“至今草木忆英雄。唱着虞兮当日曲，便舞春风。”宋代曾子国《虞美人草》：“刚强必死仁义王，阴陵失道非天亡。------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剑眉。------滔滔逝水流古今，汉楚兴亡雨丘土。当年疑事久成空，慷慨樽前为谁舞？”明代谢肃《虞美人歌》：“美人已为英雄死，乡里犹绵岁时祀------楚云为雨几千里，似洗重瞳垓下羞。山河百战椎图丧，顾妾何劳悲玉帐。宝剑临危妾自裁，素心不贰君应谅。顾从跃马出重围，艰难又渡淮西涯。终将血染原上土，空余碧草春离离。我忆从军经此地，南公慷慨言遗事。香魂一断招不来，今日荒祠堪重哀。”明代冯梦龙有诗道：“陈平逃去范增亡，独有虞兮伴剑芒。喑哑有灵须讼帝，急将舞草变鸳鸯。”

吟咏阴陵史事的诗文也不少。唐高适有“出重围以狼狈，至阴陵以踌躇”。宋代梅询有《阴陵》：“龙虎相驰逐，干戈事战争。千里汉围合，一夜楚歌声。凄凉七十战，散漫八千兵。失路欺田父，穷途遇灌婴。天亡终不悟，览古亦伤情。”明代叶志淑有《阴陵城》：“阴陵城北小村西，旧说重瞳向此迷。今日偶经征战地，残阳古木任鸦栖。”清代王溥有诗《五峰山——旧传项羽别虞姬于此》云：“隔面数峰迥，披云径可寻。山空悲霸气，草冷想虞心。落木依僧定，幽禽卧月深。古今离别恨，流水弄清音。”北宋名相吕夷简（寿春人）在察看了阴陵楚汉争霸战场后，感慨赋诗道：“地势分两派，天方斗二雄。”

阴陵作为“阴陵忠义王”陈铎的封地，其子孙食邑于此，曾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江淮之间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要地之一，经历了多次变迁。阴陵在秦汉时为阴陵县治所在地，东汉时为九江郡治所在地，不亚于今天的省级规模；两晋时，既为阴陵县治所，又为谯南郡治所；到北魏时，又设置了谯县和谯郡。阴陵城距今虽逾2000多年，由于多个朝代在此建治，其城垣遗址考古人员仍可清晰测出有4000米之阔。陈铎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在正史与族谱、方志、轶闻中都有记载，他为刘邦打败项羽，统一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救驾刘邦，欺骗项羽，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一位忠君报国的伟大英雄。陈铎一家三口为皇帝为国家而牺牲，皇帝敕令建祠，实为英雄人物修建纪念馆，以利于教育后人忠于国家，热爱家乡，热爱历史，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力地佐证了项羽垓下溃围渡淮，在阴陵实现了战略转移。

从《史记》到方志，从正史到族谱、遗址、轶闻，从古到今，都记述了项羽战略转移到阴陵—东城一带的激战之况，也肯定了项羽是在安徽滁州定远的东城附近被杀害的。《史记》也只仅仅在《项羽本纪》前文中描写项羽在乌江自刎，还是司马迁出于强烈的感情表达需要，借助于民间传说，不必与历史事实相符合。今天，我们在此该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董书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