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第二次机会:晚年慈禧从大难中突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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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外和媚外之间——慈禧太后的对外观念

  关于慈禧太后的对外观念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客观的著述。本文着意从晚清这位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她所处的权力斗争的地位出发，勾画她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千古变局时应对外部冲击的复杂态度。不可否认，慈禧对权力的争夺和维护是她内政外交的出发点。一方面，她为了维持权力而"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她为了维持中央权力的制衡关系而支持恭亲王的洋务运动。她因为恼怒列强长期压制，尤其是干预她另立新君而利用义和团不惜和列强开战，又因为战不过而曲意讨好，丧权辱国。但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需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慈禧太后重用汉人改革家，实行开明专制，基本体现了应有的对待西方的理性态度。由于长期受西方列强的压制，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失败后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剧，并最终不顾一切地对八国宣战，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晚年慈禧突然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要激进的改革，标志着她最终被迫向时代承认错误，但历史不再给她机会。

  慈禧太后的对外观念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追求权力的强烈愿望、权力斗争中她所处的地位和外国的压力。对权力的追求是她的核心目标，地位和压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到她谋求和维持权力的手段。由此我们看到慈禧的对外观念处于仇外和媚外的剧烈摇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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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慈禧太后的性格决定了她的政治手腕和风格，也影响了她的对外观念不研究人物的性格就不能真实地把握政治人物的行为。Heinz Eulau认为"不谈论人物的政治行为--他的行动，目标，驱动力，情感，信仰，承诺和价值观--而去探讨人的统治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的。"1慈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她权倾三朝，据《清史·后妃传》，慈禧在晚清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亦一异也"。另一方面，她也毕竟是个女人。她的女官德龄在回忆录中说："她(慈禧太后)的确是显得老了！比昨天或前天，至少相差十年。我不禁由衷地对她发出一种怜悯。我真不知可用什么话去劝解她啊！只见在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很老很老的老太太，她座下是一张很舒适的黄缎锦墩；在她两个衰老的肩膀上，却担着一副关系全国安危的重担。"2她个人的命运是晚清王朝的缩影。在人治的帝王统治时代，政治对统治者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她不得不追求权力、维持权力和扩展权力。据德龄在同一部书中的回忆，太后并不昏聘，相反她极清楚宫中那些臣下的种种毛病，如虚荣、自大、虚伪等等。太后也并不是一个孤陋寡闻、心胸狭窗窄的老妇人，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很难得到禁城外面去的，所以总是用一些老朽、固执、守旧等词语来描绘她。实际上，西太后有渊博的知识，她的知识决不比任何人知道的少。德龄所了解的关于那些古乐器的来源和传说，就是来自她的说教。

  然而太后特别喜约会弄权，虽然享用的一切都远在别人之上，可她并不满足，手中倘无实在的政权把握着，所有的荣华富贵便等于零；因此她不顾各方的非议，冒着风险，拼命地紧握着政权。德龄常见到慈禧往往为着一件棘手的事，终日寝食不安。当然，如果仅仅把慈禧的权欲理解为个人的私欲，那么这是一种无法证伪的解释。包括她的失败的政坛盟友兼敌手奕訢，也曾偏颇的断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3如果慈禧不是为了大清宗社，又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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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作为十九世纪在世界政治中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力的女性，慈禧的身世却是一团迷雾。而早年慈禧的生活，据说并不富裕。一位美国人认为，慈禧"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深知穷人生活的困苦。她也曾体验过饥馑之苦。由于她的早年生活经历，她同情成千上万个女孩为摆脱被漠视的命运、为挣脱陈旧的风俗而做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声不响中悄悄进行的。她晚年曾经表示过让女孩也读书识字的想法，谁能说这与她童年时的抗争和穷困的生活阅历没有关系？"4

  由于出身卑微，因而慈禧喜欢弄权，由于弄权，她也必须真实地了解政坛的实际斗争，这些都促成了她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出发务实地处理内政外交的风格。在内外交困的紧要关头，刚刚被封为太后的26岁的慈禧，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接管了朝政。如果对"政变"这种方式不满，那么人们尽可以去攻击政变者，问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洪、杨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赞襄政务王大臣"的专权，就一定比慈禧和开明能干的奕訢之间联合把持国政的局面更好么？慈禧太后在许多方面比大臣们更清醒。在中国传教十三年的田贝上校说："可以肯定地说，慈禧在满洲人中第一个认识到了中外关系的重要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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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盛赞慈禧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当时对慈禧的评价与后世之明显差异。他写道："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1861年她和东宫太后一起听政的时候)，已有十三个省份惨遭叛军蹂躏。但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她这个可怜无助的拖着幼主的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绅士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奋起翊戴，他们以其炽热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6辜鸿铭或许言过其实了，但他的立场仍然代表了晚清相当一部份官僚仕子对慈禧太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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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辛酉政变前慈禧对外持坚决的强硬态度。此后则因权力斗争而转向温和，她在权力中心的制衡地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

  慈禧早年干预政事，"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据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爱尔金占居大沽，政府派钦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令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则视为极要，当即下谕，令其以白带自尽，此尚为朝廷恩意。"可见其态度非常蛮横强硬。所谓"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7

  当英法联军入京之时，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力。"慈禧下一严厉之谕旨，严厉统兵大臣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其谕大略是说夷酋反复无信，狡诈已极，不但要索赔偿兵费，开辟商埠，并欲驻兵京师，万难允从。"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8可见初涉外事的慈禧是以强硬手段著称的，可惜满清朝野已无人能敌外侮。

  辛酉政变后，清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内忧外患"。而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需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慈禧太后重用汉人改革家，实行开明专制，基本体现了应有的对待西方的理性态度。由于长期受西方列强的压制，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失败后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剧，并最终不顾一切地对八国宣战，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及至战败，又转而媚外，在忍辱中力图改良，以弥补镇压康梁变法的错误，临死而悔之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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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都改变了原先满族的"种族傲慢气焰"。9对于外交事务，清廷原只知有夷务而无"外交"，后来用"洋务"取代夷务，毕竟反映了朝廷上下有识之士对外观念的开放。

  慈禧在同治中兴时期，对西方的态度由战而和，主张"怀柔远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外国公使觐见礼节上。

  外国公使自1860年代初入驻北京后，在以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问题等，和中国朝臣有很大的分歧。1873年(同治十二年)，侍御吴可读上一密折，奏请慈禧太后作出决断，以息廷争，免外臣之叩拜，以显朝廷之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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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曰"臣，小臣也，窃为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见有日，于万分无可换回之中，求一犹为彼善于此之说，惟有仰祈皇上断自宸衷，申饬诸臣争执礼节之非，本非吾国臣子，何必令行吾国礼仪，倘行不中礼，甚或失仪，则使各国即失来见之诚。……中国亦未得怀柔远人之法，且却至当堂闻笑，未必不因饴羞而变而成怒。是弭衅而反以起衅，则莫若特谕各国使臣，不必行吾中国跪拜礼节，临时若仍有失仪，概从宽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执此哓哓，复行争辨，以不屑与校之心。"10

  此奏既上，太后批谕，略云："所奏甚是，已有旨许各国使臣进见，并听其行本国之礼矣，朝廷怀柔远人，且严中外之办"云云。可见她还是顺应历史的潮流，逐渐放弃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毕竟还是识时务的政治家。

  不管慈禧本人应该归入哪一个晚清派系，至少她在洋务派和顽固势力之间，尽力地维持着平衡。她的这种驾驭全局的能力，为"同治中兴"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为了维持对恭亲王的牵制，慈禧太后在治国思想上更倾向于曾国藩、郭嵩焘和王闿运筹人的主张。这些汉族官僚实际上曾经得慈禧的前政敌肃顺赏识的。比如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举荐人就是肃顺。后两人都曾是肃顺的幕僚。慈禧之所以继续重用他们而不看前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理学治国，主张在从政的时候维持一种个人情操和修养。这和主张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恭亲王是不同的。同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必然要维持国家和文化的延续性，一味地倒向洋人一边毕竟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

  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满汉统治阶级在慈禧太后的调配下，晚清政府在1860年代实现了成功的联合。晚清朝廷上下也开始第一次认真地应对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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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义和团运动看慈禧的对外观念：从仇外到媚外又到理性的剧烈转变发生于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还是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其间夹杂着列强的干涉。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进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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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眼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见，请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己，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12

  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对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以志也’"。13

  第三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14

  可见，太后发现有群氓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当时群情激昂，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慈禧太后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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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15

  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不可收拾的无奈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