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项羽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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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产生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重要学说就是刺激－反应说。当然对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这一重要学说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不可否认，刺激－反应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生命体，就必然存在必然刺激－反应现象。具体分析就比较复杂。

人是社会性动物，因此受到刺激是无法回避的，除非躲进桃花源。所以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反应。反应可分为三类：

一类，有什么样的刺激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反应的度与刺激的度成正比。例如，小孩子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会哭闹，甚至大哭，大闹。显然这种反应是先天遗传的；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先天遗传逐渐减少，后天习得逐渐增加。但是由于先天遗传的根基太牢固，而后天习得由于受到环境的制约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人的一生就是在先天遗传与后天习得之间挣扎，所以只有人才会患忧郁症。绝大多数人属于这一类。项羽是古代历史上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例如，西楚霸王项羽对沐冠而猴问题上的态度。

一类，同样是有什么样的刺激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基本上不会以先天遗传的方式反应，而是以后天习得的方式反应，就是理性的反应。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理性，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当然能够达到这样境界的人是少数。刘邦是古代历史上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例如，刘邦在当了皇帝后对蒯通和季布的态度。这与西楚霸王项羽对沐冠而猴问题上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喜欢项羽不喜欢刘邦的心理因素。

还有一类，反应除了人性的因素、社会因素外，还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同样的刺激，绝大多数人应该做出相同的反应。有少数人会做出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反应，这少数人不仅会遭到舆论的谴责，还会被视为异类，如流氓、无赖。

据《史记》的记载：项羽以烹刘邦的父亲要挟刘邦。刘邦的反应是：你项羽与我刘邦既然已经结为兄弟，那么我刘邦的父亲就是你项羽的父亲，所以烹我刘邦的父亲就是烹你项羽的父亲；如果非烹你项羽的父亲不可那么就分给我一杯羹。这是刘邦流氓、无赖的典型例子。

其实具体问题还应该做具体分析。面对项羽的要挟，刘邦的反应有三种：
一种就是投降项羽。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刘邦的反应其实只有两种可能：

据《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刘邦当了皇帝后为如何行孝道犯愁了。因为刘邦当上皇帝后，刘邦父亲有了双重的身份：既是刘邦的父亲，又是刘邦的臣民。如果按孝道，刘邦得向父亲行礼；如果按朝廷的制度，刘邦的父亲作为臣民得向刘邦行礼。有人建议：封刘邦的父亲为太上皇，难题迎刃而解。这个例子说明，秦汉之际盛行孝道，刘邦贵为皇帝也不敢公然违反。

因此刘邦的一种反应是，伏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对父亲说：忠孝不能两全，在孝道与事业发生矛盾时，我刘邦只能先考虑自己的事业，而顾不上父亲你老人家了，请父亲原谅。这种反应也是可能性之一，也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虽然这种反应不会被视为流氓、无赖，但是，这种反应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刘邦当上皇帝后，封萧何为第一功臣，其他的功臣不服气。刘邦则告诉那些不服气的功臣：封萧何为第一功臣的原因之一是，萧何是整个宗族数十人跟着我刘邦打天下，而你们是只身一人，最多也只不过两三人跟着我刘邦打天下。这就是说西汉开国功臣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父母、妻子、儿女都有可能象刘邦的父亲、妻子一样成为项羽的人质。

楚汉战争之初，刘邦屡战屡败，对刘邦的士气有一定负面的影响。如果再让项羽以刘邦的父亲、妻子为人质尝到了甜头，岂不是在鼓励项羽继续以刘邦手下的文臣、武将的父母、妻子儿女为人质，刘邦的士气岂不是雪上加霜，刘邦这仗还怎么打？

《史记》的记载，也就是被视为刘邦流氓、无赖的典型例子的“分我一杯羹”的反应是唯一正确的反应。因为，一方面，刘邦利用了项羽直肠子的性格，使项羽意识到利用刘邦的父亲、妻子为人质是不道德的行为，防止项羽扩大人质的范围；另一方面，汉王刘邦以身作则，警告手下的文臣、武将，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忠。因为只要我刘邦没有被项羽彻底打败，那么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会有生命之虞；反之，一旦我刘邦被项羽彻底打败，不仅你们自己的生命可能不保，得势后的项羽肯定会报复，首当其冲的就是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

这与刘邦被项羽的箭射中胸脯，却慌称射到脚；受重伤的刘邦强打精神巡视军营，同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挺住正在下滑的士气。

看了《史记》中有关刘邦、项羽的记载，我们不能不问：同样没有从政的经历（当然要说刘邦当亭长是从政的经历，那么也可以说项羽出身于没有落官僚之家，有祖上从政的经验可以借鉴。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所以说同样没有从政的经历，意思是说刘邦与项羽的起跑线基本相同），为什么在楚汉之争中，刘邦总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项羽总是做出错误的决策？

《易中天品三国》中易中天教授就指出：曹操手下的谋士成功的原因在于，洞悉人性、洞察人心。同样道理，刘邦成功的原因也应该是：洞悉人性、洞察人心。刘邦这种由于家境太差而读不起书才不读书的人，讲得好听点就是通过社会实践这个大课堂洞悉人性、洞察人心，讲得不好听点就是通过流氓无赖洞悉人性、洞察人心。
据《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
“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
“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如果不是洞悉人性、洞察人心敢如此胆大妄为吗？有句俗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超隐隐于网）。借用这种句式，可以说：小赖赖于野，中赖赖于市，大赖赖于朝（超赖赖于网）。《王立群读史记》中王立群教授指出：东方朔是大隐，那么刘邦就应该是大赖。

所谓大赖就是开始与秦朝赖，后来与西楚霸王项羽赖。但是1、在老百姓面前不是流氓无赖。
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进入秦朝首都咸阳后，

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2、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是流氓无赖。

如，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以陈胜为首倡反秦之功，并按照王侯的待遇为之置守冢30家，免其赋税杂役，以守护墓地，而不是以自己斩白蛇起义为首倡反秦之功；背弃了与项羽签订的鸿沟和约，追击已经东归的项羽，并将项羽围困在垓下。但项羽死后，却以鲁公之礼安葬项羽。所以才会有后来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所以后世才会看到一个失败的英雄和一个成功的“流氓和无赖”。

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司马迁这种堪称绝后的“实录”精神与开国皇帝刘邦不会没有一点关系吧。司马迁被判宫刑，汉武帝个人因素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司马迁虽然是个历史学家，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意识到整个时代已经由尊崇黄老之术转变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反之，项羽虽然生于没落贵族世家，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应该过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生活。等到该他愁的时候，由于对人性缺乏洞悉、对人心缺乏洞察自然就多疑。

正像人非生而知之一样，刘邦也非生性流氓无赖，而是环境所逼。秦朝的徭役、赋税本来就很重，到了秦二世就更重，指标再落到刘邦这个亭长的头上的时候，很难完成，或者根本无法完成。如果不是如数完成，或无法完成，将面对秦朝的严刑峻法；如果完成，亭内的老百姓又可能被逼得家破人亡。只有流氓无赖才能对各方面有一个合理的交待。当然不能说刘邦流氓无赖是为了打赢楚汉战争，就是准备将来当皇帝。而是说如果没有秦末乱世，刘邦可能是一个好亭长。所谓好亭长指的是，一方面可以避免自己遭到严刑峻法；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亭内的老百姓的利益不至于受到更多的侵害。

项羽打仗堂堂正正，不像刘邦打仗偷偷摸摸，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喜欢项羽不喜欢刘邦的又一原因。想来这绝大多数人应该是不知道《孙子兵法》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兵者，诡道也”，战争讲的就是阴谋诡计，也就是偷偷摸摸，而不是什么堂堂正正。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反之，只要能够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请不要抬杠，这里的战争指的是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战争）。仗打输了能够把别人用“诡道”作为原因吗？而刘邦这样的大赖已经比较接近孙子所说的“诡道”。

秦末又是一个乱世，乱世是不可以用治世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这一点刘邦还是分得清的。在乱世，项羽欲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可以分一杯羹。可是到了治世，刘邦不仅“五日一朝太公”，后来为了解决“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的尴尬局面，尊自己的父亲太公为太上皇；“太上皇崩，葬万年。赦栎阳囚死罪以下。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按照历史的逻辑应该是后来者居上。刘邦分得清乱世与治世的道德标准之不同，后来者如果分不清实在是太不应该。

当然还有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问题。因为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是，要么英雄，要么狗熊。项羽当然不是狗熊，既然不是狗熊，那就应该是英雄；反之刘邦也不是狗熊，既然不是狗熊，那也应该是英雄。于是为刘邦与项羽谁是英雄打起了笔墨官司。其实项羽是否英雄只是项羽个人问题，而刘邦这个流氓、无赖是否英雄就不是刘邦个人问题，涉及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是否英雄？逼父弑兄的李世民是否英雄？政治道德受诟病的冯道是否英雄？等等。

《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是艺术。但是《三国志》的影响力却不敌《三国演义》。《易中天品三国》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易中天教授一再告诫人们，《三国演义》是不可以当历史读。因为历史太严肃，而艺术却有广阔的想象空间。例如虞姬庙中的虞姬塑像身着戎装，而另外一些有关虞姬的艺术作品中的虞姬却身着红妆。所以绝大多数人喜欢项羽，那是因为项羽的艺术形象，而不是项羽的历史形象；绝大多数人不喜欢刘邦，那是因为刘邦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刘邦的历史形象。

总之，刘邦与项羽谁是英雄的争论的意义并不能局限于问题的本身，而是应该建立一个有关英雄更准确的更科学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