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致命的狂欢

碧天清雨

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致命的狂欢


16世纪问世的《金瓶梅》，因其“淫而炫情于色”而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从其文本的诞生到流传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充满着某种神秘的传奇色彩，从而使小说的接受呈现出莫衷一是、大相径庭的结果。之所以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以“性”为主体的“清色”的浓墨重彩地刻画与喧染。因而对与此直接相关的两大关键人物——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品读，自然也有了各自不同的认识。


而在诸多评价中，较为常见的是失去了文本审读的艺术标准之后的简单粗暴的道德评判，整体意义上的“奸夫淫妇”论大抵也是由此而产生的。尤其是在对女性主人公潘金莲的评价上，以男性学者为评价主体的群体，不吝将种种骂名倾泼其身，从而将男权主义心里支配下的“红颜祸水”论推至极致。由次，我认为，对于潘金莲这个复杂而又成功的艺术形象，“以骂代评”或许可解一时之恨，但终究无法替代“入情入理的审美解读”。我们不妨可先撇开对经典作品本身业已形成的形而上的意义诠释，平心静气的细读文本，从而抛开成见，以换一种眼光的方式看待潘金莲，“既不溢美，也不贬低”，以一种“持平”的心态来审读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我们应对潘金莲作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审视，从潘金莲多舛的身世命运入手，展现其逐步走向“淫荡”与“罪恶”的真实的心路历程：两次被卖身的悲掺经历、张大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其强行许配给武大郎的“残酷安置”、身嫁武大郎之后事二夫的屈褥现实、与武大“无爱无性”的婚姻等等，这便是潘金莲早先所必须直面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而即便有如此的种种不堪，此时的潘金莲也并无实质性的抗争，反而一度萌发了“嫁鸡随鸡”的安守宿命之心。由此可见，潘金莲也绝非“生来就是坏女人”——这才是潘金莲真实的原始“性格起点”。而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武松的出现，才真正激起了她从“无爱无性”的长期压抑的婚姻痛苦中挣扎出来、希冀迫求个人幸福的心底波澜，这种不惜违背纲常伦理的激情喷涌，虽然极易遭人诟病，但这恰恰是封建时代深处底层的女性个性复苏的一种绝好体现。然而，她的由性爱意识的“朦胧觉醒”而催生的近乎飞蛾扑火式的大胆追求行为，却遭到了武松的无情“断喝”。因而与西门庆的偶然邂逅以及随之而燃起的冲天的“生命烈焰”，也正是不甘于命运随意左右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导引之下必然而又合理的选择。


对小说文本以及各种资料的条分缕析，可以相当完整地揭示了人物内心乃至灵魂所遭受的足以窒息生命的巨大的精神困窘。正是因为早先屈辱的生存环境和“真爱”的乏失，潘金莲才会在王婆精心导演与西门庆的挑逗中，投向浮浪成性的西门庆怀抱。应该承认，潘金莲对西门庆的投怀送抱并非完全出于情欲作崇，相反倒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灵肉兼备的倾情付出。于是，对倾心之“爱”的守望，便构成了“潘金莲生命的焦点”，潘金莲性格与行为变迁的逻辑起点也随之变得清晰起来，由“爱”至“淫”与“恶”的行为变化、由灵肉兼具到灵肉分离的人格变异的走向也因此而奠定。有了这样的逻辑起点，潘氏由“爱”而衍生的“协从杀夫”的罪行、与西门庆妻妾之间的生死争斗、甚至是与陈经济的乱伦和琴童的苟合等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便都有了与这一特殊人物性格发展与延伸完全吻合的合情合理的理解。


由此可见对潘金莲的评价，应本着“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的态度，“设身处地去解读”。不能只见其“淫”与“恶”，而不深究隐藏在深处的远非潘氏所能独自承担的社会原因，更不能不论潘氏“为爱而亡”的悲剧意义。正如田晓菲所说“潘金莲本人也一直是命运的牺牲品，是许多不由她控制的因素的牺牲品。”若以如此“持平”之心，方能真正不为其“淫”所惑，也才能真正读通、读懂这一文学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