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历史的恩怨沧桑

花生

一口气读完了《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这是我近来读书时很少有的情况。这是一本可读性很高的书，一本以事实为依据而又不乏真知灼见的书。这里既有丰富的史料可供我们比较、查考，又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品味，不仅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会感到兴趣，还可帮助读者借此来阅历人生。这是一部文学研究的札记。也是一部富有情节性的散文随笔。

沈从文与丁玲，生前都不曾隐晦过他们之间的纠葛。特别是丁玲同志，她很激动，一再主动地向局外人公开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她当然认为这是必要的，正确的。沈从文先生生前没有公开写文章，但是他在与人通信时还是发泄了不平。这些信到底也由别人公开发表了。所以我在没有读李辉同志的这部专著以前，就已经读到了不少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言论了。我以为这不足为奇，谁都知道作者的文章一经发表，也属于社会所有，而当事者的动机，当然要想通过舆论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承认，否则何必要发表文章呢。当事者既然要使社会上周知其事，局外人也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判断和比较，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也就有了发言的资格。我想，李辉同其他的“好事者”一样，他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介入了这场公案。

我同意李辉对这一公案的认识和分析：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彩。

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见本书第十六章：《沧桑永无终结》)

世无完人，我在读李辉同志这部著作以后，丝毫也没有减弱我对沈从文、丁玲的敬佩，也没有使我对他们多年来的坎坷命运失去了同情。他们的作品永远是我喜爱的。

我最初知识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名字，还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在天津北门西、天津县政府旁边卖旧书的地摊上，买到一本沈从文著的《记胡也频》。封面上是胡也频的西装半身照。尽管当时有些背景知识我还茫然，但是在我心中已深印下了沈、胡、丁三人的影子。后来，我又看了沈从文写丁玲的两本书：《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我获得很多知识，也产生某些疑惑不解。

有趣的是，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先后见到了沈从文和丁玲。

花生

1956年报纸改版，我奉命跟萧乾(副刊顾问)跑。他带我遍访京城的名作家，我们也到过东城的沈家。只记得沈先生很拘谨，光是微笑，话很少。沈夫人张兆和女士正当中年，穿了一件毛蓝布的中式短褂，不是对襟的那种样式，显得非常大方、典雅。这以前，蓝翎同志已经拜访过沈先生了。应该说，党报文艺编辑的先后来访，对于原来已经万念俱灰的沈先生，是一次意外的鼓动。他终于为我们的副刊写了一篇散文《天安门前》，交给了蓝翎同志。那时蓝翎和我同在副刊共事。这也许是沈先生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重新拾起了文艺的笔，可惜也只是偶尔一试而已，从此再没有给我们写稿，大约此时子冈同志还向他约了一篇《新湘行散记》，是在《旅行家》上发表的吧。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文艺报》在新侨饭店举行一次散文座谈会，我又见到了沈先生。他同臧克家、李健吾、季羡林挤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过去问候时，他们一起谦虚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这使我万分不安，老人们的道德风仪深入我心。我再向沈从文先生约稿，并提起当年为我们写的那篇《天安门前》。他仍然像二十几年前一样地微笑不语。开会时，我发现他捧着一个练习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别人的发言。我很奇怪，这有必要吗？

沈先生去世后，我在沈家见过一次张兆和先生。她已经白发苍苍了，不过仍如过去一样的文静、可亲。

花生

丁玲同志，我常常在有关的会场上见到她。当然，这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还是1979年她刚从山西回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她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报纸当时的总编辑秦川同志，让我们去看看丁玲。作为私交，他已经看望过丁玲同志了，而且还跟我说，当年他在延安时，丁玲曾经是他的领导。我特别约了解波一道而去。我想象中的丁玲应该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一定很豪放，但是见面之后，发觉她沉静而安详，一点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那时丁玲同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向我们介绍了她这些年的经历，我们问候了她的健康。她还给我们看了她正在用以写作的那个活页夹子，还有《杜晚香》的原稿……。不久，我们为丁玲同志的问题得到解决而高兴。此后几次在公共场合，我都发现她爱穿一件紫红色的毛衣，这也反映了她当时愉快的心情。她比初回北京时年轻多了。

我同本书作者李辉同志相识的时候，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后来他调来我们单位，彼此又成为同事。我们年轻有别，业余爱好却有些相似。有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但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离不开作家和书刊。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想弄这又弄那。李辉到底比我年轻，不仅精力充沛，思想也活跃，知识比我丰富。有一次，我把自己早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告诉他，希望他来完成。当年我曾经想找出最早发表沈从文记丁玲的《国闻周报》，据以校勘辑录出使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割的文字，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有人来做。少壮派的李辉一口应承了。从此，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目光亦有所发展，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原先设想的规模，不仅仅是研究著作，已经完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作者找了多少不易找到的书刊啊，又跑了多少路去访问各位知情者，我很羡慕他那旺盛的精力，也佩服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

花生

我绝对相信年轻人一定会胜过前一代人。

正因为李辉同志的这本书与我有这么一点牵扯，因此他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我这篇东西。不过我很怀疑，如此拉杂的文字能说是一篇序吗？

历史追寻的诱惑——关于《沈从文与丁玲》

李辉

我们每日都在生活，每日都承受着现实的一切。翘望未来与凝眸历史，自然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它们充实着现实中的生命。

与此同时，生活一天天走向未来，也就一天天成为历史。历史，不管它是整个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抑或是个人之间的历史，只要一旦成为过去，它就会是只将峰顶露出水面的冰山，人们也许永远不能知道水下面的一切到底是什么模样。

面向历史时，人们会显得多么渺小。描述、追索、解说，一切都会苍白无力。简单的、无意识的、偶然为之的某一历史瞬间，也许被解说为无比复杂而意味深远；错综复杂的、影响巨大的某人某时某地，却又极可能被视为林间随意飘过的一阵清风而弃于荒野。

河水每天都在流动，时间每时都不同于以往，阳光每天都闪烁不同的光芒。对于往事，即使每个人的回忆是准确的，也会因为情景的变幻、意识的更换，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花生

一切，一切，都是当面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不得不产生的彷徨和犹豫。然而，诱惑也往往与彷徨犹豫相随。不管自己的生活有着何种何样的矛盾、困惑、伤感，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回溯，总是会让自己感受到乐趣。故纸丛中，悠悠往事，依然活现着生活的新鲜和复杂，活现着一个丰富的性格。在历史的观照下，寻找现实生活的脉络和意义，有什么能比这样的追寻更具诱惑呢？

看来，我会不断地追寻下去。这也就是我在完成《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之后又选择写沈从文和丁玲的缘由。同一个震撼中外的千古冤案相比，沈从文和丁玲的恩怨沧桑，的确显得轻飘。但是，把笔触伸向这样一个历史话题，并非是疲倦的旅人，躺在清凉的草地上以获得美妙的小憩。

花生

沈从文、丁玲，作为中国20世纪两位著名作家，他们各自的成就和人生道路，本身都可视为独立的巨大存在，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生活仍然可以在历史舞台上不减其丰富色彩。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五四新文化蓬勃兴趣的时代，相识在他们开创各自未来文学生活的开端，那么，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

从20年代相识，到80年代相继去世，沈从文和丁玲的交往经历了友好、冷淡、隔膜、攻击等不同阶段，他们的人生观念和生活的喜怒哀乐，是随着中国政治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幻场景和色彩。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大的交响乐，相互的恩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乐章，哪怕它最后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惟其不和谐，更显其复杂和重要。惟其重要，才诱惑人们去聆听，去在历史的追寻中更深地了解他们，感悟未曾感悟的人生，感悟他们独特的性格。

一个现实的人，很难对历史人物做出准确的评说。但力求通过客观的、言之有据的叙述，来勾画历史的轨迹，总是作者的愿望。简单的是与蜚 ，简单的评判，不属于作者的笔。为人们描绘史料中呈现出的性格和有意味的话题，这便是作者写作时时常飘飞的思絮。

花生

对于沈从文丁玲这类一生经历过一次次大起大落的文人，不管从哪种角度审视，大概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并能给予人们以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一两个文人的生活也就是在阅读历史。对他们的情绪、品行、性格的了解，也就是在审视文人丰富多采的层面。看到沈从文丁玲不同的性情、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文学趋向时，我自己仿佛觉得又多了一些人生体验，多了一些对历史的认识，甚至对于现实中的文人的认识，也会因此而丰富起来。

沈从文和丁玲，即使在关系最为密切的二十、三十年代，性格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有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的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一切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

沈从文并非如丁玲所言习惯安于现状，他也有一种对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但他的这种努力和追求，是默默地不停歇地朝着一个自己确立的目标走去。譬如，为了走上文学殿堂，他孜孜不倦的写了一年又一年，最后终于获得成功。这就使他把文学一直作为一种事业，一种独立的生活。而作品本身，虽然同样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性勾画，但更多的是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家的视角，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存方式的关注。

花生

丁玲则始终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热情充溢全身，时刻等待着迸发的机会。她并不像沈从文或胡也频一直做着文学的梦，但她随着热情的释放，突然就名震文坛，在她那里，小说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她的感情、灵魂与社会的一种交叉，一种对生活的介入。所以，她的作品常常以对现实生活的及时反映，以愤激、以灵魂的躁动，在文坛产生轰动，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不同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不同态度。从而，他们的恩怨沧桑，最终也必然以无尽的遗憾而划上一个残缺的句号，留给人们久久的感叹。当透过故纸堆和众说纷纭的回忆看到这一点时，我真正感到了追寻历史人物的盎然意趣。

他们的恩怨已成过去，但他们的恩怨沧桑却是他们写出的另外一种作品，它和他们的所有作品一样，属于现实和未来。人们会像阅读他们的的其他作品一样，时时翻开它，寻觅旧的痕迹，做出新的解释，获得不同的领悟。

说不尽的沈从文，说不尽的丁玲，说不清的恩怨沧桑。生活便在这种说不尽或说不清之中，成为令后人不断追寻的历史。